明朝皇帝大多比较短命。自太祖朱元璋至庄烈帝崇祯之十六帝中，除了太祖（卒七十一）、成祖（卒五十六）、世宗（卒六十）、神宗（卒五十八）活过五十，及惠帝（建文）其终不可考外，其他诸帝，活过四十的不过仁宗（卒四十八）、宪宗（卒四十一）二人。皇帝短命，在帝制时代则会诱生诸多严重后果。一则因皇位继承而引发之矛盾，如因武宗无嗣其弟继承大统（世宗嘉靖帝）而诱发的世宗与廷臣对其生身父母追谥之争议矛盾、并终于引致其之无限期罢工（长期不视朝盖自武宗始，至嘉靖大发扬，到了神宗就可以达到十几年闷居内宫不出宫闱一步了）；二是因幼帝冲龄践祚（如英宗即位九岁，神宗十岁，景宗十一岁，武宗十四岁，世宗十五岁）、少不经事（如武宗贪玩、熹宗好木匠活）导致皇权旁落宦阉作乱（如英宗时之王振、武宗时之刘瑾、孝宗时之汪直、熹宗时之魏忠贤）（《明会要?帝系》）。有明一世二百余年，除了开国安邦的太祖、成祖外，其他皇帝真可谓是一蟹不如一蟹。到了末季的崇祯帝那里，君虽非亡国之君，时势已早无可补，所谓"大势已倾，积习难挽"（《明史?庄烈帝纪》）。中华帝国那么大个江山社稷，就压在这么堆长于后宫妇人之手的乳臭未干的嫩娃子之肩膀上，那还不把他们个个都压成未老先衰的铁拐李？于是李自成的长满老茧的大手轻轻一推，明帝国的大厦顷刻之间也就呼啦啦土崩瓦解呜呼哀哉了。

这些人里，武宗前承擅用佞宦王振、土木之变为戎狄阶囚、"前后在位二十四年，无甚稗政"（《明史?英宗纪》）的英宗（中隔宪宗、孝宗），后启"迭议大礼，舆论沸腾，幸臣假托，寻兴大狱……崇尚道教，享祀弗经，营建繁兴，府藏告匮，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因以渐替"（《明史?世宗纪》）的世宗、"因循牵制，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于是小人好权趋利者驰骛追逐，与名节之士为仇雠，门户纷然角立……以致人主蓄疑，贤奸杂用，溃败决裂，不可振救"（《明史?神宗纪》）的神宗，则武宗实可谓有明由强转衰的重要枢纽。

武宗乃孝宗长子，弘治四年九月生，十八年五月年十四继位，改元正德。在位十六年死，仅活了三十一岁（《明会要?帝系》）。

武宗似乎生来就有贪玩好武之性。《明史?武宗纪》说他是"性聪颖，好骑射"。这种幼年即喜好和练下的骑射功夫，果然后来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作太子时大抵还比较老实，等到一登帝位，君临天下，无人能真正挟制之时，就更是要为所欲为。然而，当太子时臣下或尚可睁眼闭眼，为九五之尊则关乎国家体统、社稷安危，自然就不能再为以天下社稷为己任的儒臣所能容。于是，武宗登基才四月，就挨了英国公张懋等的第一道棒喝。正德元年四月癸丑，"五府六部等衙门英国公张懋等言：‘……迩者忽闻燕闲之际，留心骑射，甚至群小杂杳出掖门，游观苑囿，纵情逸乐……'"。越数日，又有"兵科给事中杨一【水荧】以上好骑射，时出微行，上疏言：'人君不可有他嗜好，驰骤弓矢尤非所宜……'"（《武宗实录》卷十二）。

武宗践祚伊始，就遇到这样的开门彩，亦足可证这个十四岁的少年要是一个桀傲不羁之童顽。而这也仅仅是其十六年之不算短的与臣属对抗时期之开始。这种与臣属对着干倒也不是他的发明，而是打从他那看谁都不顺眼的祖爷爷太祖朱元璋那里就开始，经英宗、武宗的发扬光大，到了世宗、神宗那里臻于极致。到了末代皇帝崇祯那里，仍然一承旧习，短短十七年，易相十余数，于今观之，惟走马灯一般轮番上场的日本内阁可堪一比。内廷外廷之对立不合作到如此地步，实乃明代政治一如终始之一大特点。这一方面自是明朝专制远较唐、宋为烈、和太祖初年撤除丞相诸权尽揽己手使得外廷与内廷之间无有缓冲之逻辑结果，另一面则也与明代皇帝多年幼短命无才少能大有干系。

武帝贪玩好动，天生也不是什么读书的料。因此如皇帝日常必行的专向其灌输儒家圣学孔孟之道的枯燥无味的经筵日讲，也就不愿意开了。正德元年二月壬子（初二）初开经筵，没几天就以各式各样的理由逃课，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久就关门大吉。这自然更是那些理学家道学家们所不满意的事情。于是不到一个月，就有大学士刘健等发牢骚。

正德元年三月丁亥，大学士刘健等上谏言曰："……自（经筵）开讲以来，不时传旨暂免，计一月有余，进讲之数才得九日而已……且中间暂免之日多，以两宫朝谒为词，近又择日乘马。臣等愚见，以为乘马等事似与讲学两不相防。至于慈宫问安，往来不过顷刻……今以顷刻之问而废一日之学业，恐非所以慰慈颜承尊意也……"（《武宗实录》卷十一）。

武宗刚登上龙庭宝座，正在玩的兴头上，哪听的进这些？于是到了五月，索性五月内让司礼监传旨，以天气炎热为由自放暑假，暂免读书，待到八月天气转凉了再说（《武宗实录》卷十四）。而且非但罢经筵，还早上赖床不起因此而视朝以迟，甚至干脆就不上朝了。后来的嘉靖、万历的长期罢朝，即效之于此。这毫无疑问违背了老朱朱元璋留下的"以乾清宫为正寝，晚朝毕而入，清晨星存而出。除有疾外，平康之时不敢怠惰，此所以畏天人而国家所由兴"（《武宗实录》卷一二零大学士杨廷和书）之祖训，因此自然就又要挨臣属之批了。

正德元年六月庚午，大学士刘健、李东阳等又上言曰："伏睹近日以来，视朝太迟免朝太多，奏事渐晚，游戏渐广。兹当长夏盛暑之时，经筵日讲各停止。臣等愚昧，不知陛下宫中何以诮日？奢靡玩戏，滥赏妄费，非所以崇俭德；弹射钓猎，杀生害物，非所以养仁心。鹰犬狐兔，田野之畜，不可育于朝廷；弓矢甲胄，战斗不祥之象，不可施于宫禁。夫圣学文旷，正人不亲，直言不闻，下情不达，而此数者交杂于前，则圣贤义理何由而明？古今治乱何由而知？……"（《武宗实录》卷十四）。

武宗这时才刚刚上台，也不过一十四岁的娃子，因此还真被臣属这一阵势有所吓诅。而况在仪礼威严的皇宫里养着鹰犬狐兔漫天瞎飞满地乱跑，将深宫禁地变成动物园，也实在是不象话了些。不过他毕竟"性聪颖"，眉头一皱，托辞也就有了。他的自辨理由是"朕闻帝王不能无过"，是人都不免于要犯错误，皇帝也是人嘛！当然了，各位这么劝我，我也知道各位用心良苦，"卿等所言，具见忠爱之诚。朕当从而行之"（《武宗实录》卷十四），我听就是了。听是听了，至于改不改，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不管怎样，能认错总还是孺子可教。而况，将一个桀傲不驯的粗孩子纳入正轨、塑造成一个有帝王威仪之君主原本也是帝者师们的职责。于是，大学士刘健等就试图抓住时机赶紧建言，要武宗重开经筵日讲。

正德元年八月癸亥，大学士刘健等上言曰："五月内，该司礼监传旨：'以炎热暂免读书，至八月以闻'。缘自八月初旬以来，恭遇大婚礼事，未敢奏请。即今大礼已毕，天气渐凉，正宜讲学之日……"（《武宗实录》卷十六）。以前你说是天热罢日讲，现在天气也转凉了（北京八月底天气已不热），你总该开始读书了吧？这回武宗一时也找不到借口，于是只好答应："九月初三日日讲"（《武宗实录》卷十六）。现在的学校暑期都放至八月底，新学期是九月初开学，或即延引自武宗旧例。

然而武宗猴子禀性终于难改。经筵日讲还没复开几天，屁股就坐不住了。才听了一个月，十月又下旨停免日讲，放长假到明年二月再说。这回的理由是天气冷了坐不住，也可算是斗智斗勇。面对这样的顽皮学生，作老师的真也是够为难的了。

不过他们自然也不会轻易放过这个贪玩成性的弟子。当时大学士李东阳就上言曰："近日奉旨停免日讲，至明年二月以闻……先帝初年讲常至暮。皇上于去年亦至十二月十四日方才停止。今年秋讲止得十一、二日。且冬至节尚远，天未甚寒，停止讲读似乎太早……伏乞收回成命仍旧日讲……"（《武宗实录》卷十八）。

然而去年武宗不还只是个皇太子吗？而今却已是万人之尊，那还不是我爱干吗就干吗？而况经过了这一年和廷臣大学士们的较量，武宗也渐渐掌握了这般书呆子的脾气特点，而不再惧怕。因此这回索性就不理，这一不理，就一直到他死。武宗也是从此走上了任性肆为不与廷臣合作的不归路。正德二年八月丙戌，他索性在宫中盖起了豹房公廨前后厅房并左右厢房歇房，从此和一般奸佞小人在一起朝夕处此，不复入大内矣（《武宗实录》卷二九）。

这一年武宗不过十五岁，如果在今日，大抵才刚刚读完初中。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他本来就不是一个性定之人，和那些太监野孩子之流的又整天闹到一起，再和暴戾的虎豹宿于一处，时间一长，脾气自然也就变的更加暴躁，野性十足。同时更也开始任用阉宦，著名宦官刘瑾即在此时得到了他的宠幸。"三年六月壬辰，得匿名文书于御道，跪群臣奉天门外诘之。下三百余人于锦衣卫狱，八月辛巳，立内厂，刘瑾领之。"（《明史?武宗纪》）。

声色犬马乃是一而四四而一者，因此过了一月，即正德三年七月壬子，他又"令礼部移文各省，选有精通艺业者送京供应。自是箸斗百戏之类盛于禁掖矣"（《武宗实录》卷四十）。

至此，十六岁的武宗已凿实堕落成了一个不求长进的野孩子，也越来越显露出历代昏君的模样了。人一野，自然就要四处乱跑。皇宫那么丁点地，憋闷的很，他又怎么能受的了？而况现在他也已长大成人，再也可以不受那些可恶的臣属礼节羁绊了。然而皇帝乃是深居大内垂拱而治天下之生民效法的圣人，这样四处乱跑，道学先生们自然更是无法容忍。

于是，正德六年六月辛未，大学士梁储等又上言劝阻曰："日者窃闻圣驾自西安门而西，经宿而回，不知临幸何所？……窃惟天子出入必备法驾，必传警跸……夫千金之子尚不肯垂堂而坐，陛下一身乃宗庙社稷之主，纵不为身惜，独不为宗庙社稷计乎！……"你自己不爱惜自己也就罢了，难道你还要断老朱家的香火社稷不成（《武宗实录》卷一二六）？可见到这时，这些可怜的大学士们也实在是计困辞穷，只好搬出祖宗家法江山社稷来吓唬他了。然而武宗这时的年纪正是叛逆心理旺盛之时期，这样吓唬当然也是毫无作用的了。而况他贵为帝王，其他人又能拿他怎么样呢？

自此，他不但"每月视朝不过一二"，而且"常幸豹房，驻宿累日"。更有甚者，他还索性在后苑"练训兵戎鼓炮"，炮声更"震骇城市"。至于经筵日讲就更不必提了，劝讲之官也就"殆为虚设"了（《武宗实录》卷八七）。

明代的房屋也还都是土木结构，宫殿更是一建百年之老字号，哪经得起这么放炮？火药烧来烧去，就把房子给点着了。

"（正德九年正月庚辰）乾清宫火。上自即位以来，每岁张灯为乐，所费以数万计。库贮黄白蜡不足，复令所司买补之。及是宁王宸濠别为奇巧以献，遂令所遣人入宫悬挂。上复于宫廷中依檐设毡【巾莫】而贮火药于中，偶弗戒遂延境宫殿，自二鼓至明，俱尽。火势炽盛时，上犹往豹房省视，回顾光焰烛天，戏谓左右曰：'是好一棚大烟火也！'"（《武宗实录》卷一零八）。

乾清宫乃自明太祖以来历代帝王正寝之所，它被烧了自然是大不祥之兆，依照古代迷信说法，乃是"祖宗神灵发怒"了。可武宗这个老顽主居然把这火当成放烟火，依照那时之标准，实在应当坐稳了昏君的名头。一如失火后户科举事中吕经所直言不讳地指出者："陛下舍乾清宫而远处豹房，忽储而广蓄义子；疏儒臣而昵近番僧，弃文德而宠用边戎；忽朝政而创开洒店，信董竖而日事游俟。君臣暌隔，纪纲废弛"（《武宗实录》卷一零八）。可见即便在时人眼里，武宗实在也已近一个无道昏君了。武宗这回倒也知道自己的祸惹得大了点，因此老实了几天，作了点自责，说是"殆以敬天事神之礼有未能尽，祖宗列圣之法有未能守，用舍或有未当，刑赏或有未公。征敛太重，有伤民财；工役繁兴，有劳民力。谗谀并进而直言不闻，贿赂公行而政体乖谬；奸贪弄法而职业多未能修，抚剿失宜而盗贼尚未能见。有一于此，皆足以致灾。静言思之，悔悟方切。"（《武宗实录》卷一零八）说了一大堆自我检讨的话，可没过几天，又都把它们扔到了九霄云外了。

然而在这里，我们也确实该惊叹于武宗一朝朝臣的耿介和忠诚，即便如王阳明那样屁股被东厂锦衣卫打滥、如嘉靖时那样群臣被罚跪于午门外号哭打死却也心甘情愿、仍义无反顾地为所趋弛，则侍君如父，以至于到了事君以几谏，"谏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之地步（《论语?里仁》），实在是尽孝尽到家了。实际上这一现象亦可说是一贯明之终始，即待明亡，仍有无数士子儒生前赴后续、一报"有明养士三百年"之恩，而不计较那三百年他们究竟曾怎样地忍辱偷生而过。其后三百年，反清复明一直是民间社盟之一大宗旨，明亡三百年之后，竟仍有革命党人祭起复明排满之大旗。若论君主之平均素质，明代可说是历代大王朝（不算元代）中最差者，不若汉唐、去宋亦远，而离开清代则更无法可比；若论暴戾程度，则明代君王更是登峰造极。然而他者皆一亡到底，亡的干脆利落，明代却能有此境遇，这真也可算是中国历史上之一大奇观！

武宗既已禀性难改，于是也就索性破罐子破摔，率性而为、而决意一昏到底了。

《武宗实录》卷一二零：

"（正德十年正月己亥）大学士杨廷和等言：'……近年以来，朝会庆贺或至迟暮，其初盖因一时起居违和自然，积习既久，遂以为常。传之外朝，将谓纵耳目之玩，极心志之乐，观德之间，不无蝗惑。去年以来，拣选人马，亲自较阅，盖因一时虏寇犯顺而然，意似之间，未免惊骇'，不报。"

《武宗实录》卷一四五：

"（正德十二年正月）乙丑，大祀天地于南郊，礼甫毕，车驾遂幸南海子。黎明，文武诸大臣追从之。上方纵猎斗，闭不得入。哺时，传旨令诸大臣先还，候于承天门。夜半，始入奉天殿，群臣行庆成礼。明日，以獐、鹿、狍、兔分赐府部大臣、翰林五品以上及科道官。初，上时出微行，犹讳之，至是特宣谕外廷，无敢力争者。旬日间，再猎南海子，西北巡边之行自此始矣。"

至此，他是决定要好好发扬儿时的"好骑射"之志愿了。

《武宗实录》卷一五二：

"正德十二年八月甲辰朔，上微服从德胜门出幸昌平，外廷犹无知者。次日，大学士梁储、蒋冕、毛纪追至沙河，上疏曰：'……今储嗣未还，人心危疑。车驾轻出，谁与居守？……伏恭请圣驾即回，以安人心'，上不纳。"

此次一去，又是几个星期，到八月丙辰晚回豹房。过几天，他又装模作样地夜御奉天殿视朝。但没过几天（丙寅），他又夜出德胜门趋居庸，一去又是几个星期（《武宗实录》卷一五二）。这样一来，一切章疏无由上达。这年十二月，武宗又跑去巡边（《武宗实录》卷一五八）。十三年七月丙午，再次游幸巡边半年有余（《武宗实录》卷一六四）。如此"游幸无常，忌九重之贵，胎丙宫之忧。甚至紧急奏章每稽于裁答，重大礼制常缺于举行。胡虏因以内侵，盗贼因而四起"，以至于"诲内困穷，公私弹竭，以太仓储赋、内【奴上贝下】钱币、大官品物尚不足以给朝廷之用……况虏贼猖獗，而吾六军之士从行日久，中怀怨怼，此其势皆足以致变"（《武宗实录》卷一五八载六科都给事中朱鸣阳、十三道御史胡文静等上书）。

同时因其长期巡边在外，"上下隔绝，远近惊疑……每日章疏岁有内官轮流数奏，然圣驾益远，道路益艰，常时一二日可施行者，今雨三月而犹未决"（《武宗实录》卷一六八吏部尚书陆完等言），从而东厂"效其违慢，命鸿胪寺查奏。至是得旨，俱免问"（卷一六九）。这样，皇权旁落，阉宦更加得势、而朝政也就一蹶不起了。

到这时，要想让他遵圣学、重开经筵日讲，自然更是无异于白日做梦。

《武宗实录》卷一七七二：

"（正德十四年二月庚寅）大学士杨廷和等言：'今二月已过，三月将临，天气和暖，伏乞皇上留心圣学，令儒臣等各依职业进讲经史'，不报"。

这年三月，他又突发奇想，准备亲征江西宁王宸濠之叛。南巡旨下，群臣自然力阻，但这回当然他也是听不进了：而况他大概自小好射尚武，征伐疆场威风凛凛的感受也非安坐掖门之内所能体会。于是他又于十四年八月丁卯传旨，要"亲统六师，奉天征讨"，同时竟还自封"托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镇国公名号"，并"写制敕俾其便于行事"（《武宗实录》卷一七七二），要过把大将军的隐，同月癸未，即兵发京师。武宗的这种自封职务当然也是其来有自，早在正德五年六月，他即曾"自号大庆法王，所司铸印以进"（《明史?武宗纪》）。这大概也算是好奇思异想的武宗的又一大创举罢。

然而宸濠不争气，而况也该他倒霉，偏偏遇到了时居其上游南昌的当世圣人阳明先生王守仁来平他的乱。两相一比，辈分层次相差太大，结果三下五除二就完蛋了，"丁巳，守仁败宸濠于樵舍，擒之"（《明史?武宗纪》），前后只花了三十五天，王守仁并上告捷书，劝阻武宗不必南下。然而这时武宗的浩浩荡荡的南巡队伍已到涿州（《明史?王守仁传》）。

但武宗的目的又岂在宸濠？江南花草，自也是吸引他的另一个原因。因此"王守仁捷奏至，秘不发。冬十一月乙巳，渔于清江浦。壬子，冬至，受贺于太监张阳第。十二月辛酉，次扬州。乙酉，渡江。丙戌，至南京……（十五年）六月丁巳。次牛首山"，"闰月癸巳，受江西俘"，总算象模象样地作了回大将军（《明史?武宗纪》）。

武宗这一次南巡，一去就是一年多，以至于朝廷文书多未发出，而重多紧急事情则一再被延误，如吏部推用巡抚及各司方面官、兵部推用边方重地总兵官等，以至"镇巡重任，日久缺人办事，征免钱粮，赈恤贫困，事多稽滞，人心不安"（《武宗实录》卷一九一）。同时因他兵马长途运作，耗资甚巨。武宗的这次南巡，于国势而言，实更是雪上加霜了。

然而纵欲过度，终于也就招了报应。"丁酉，发南京。癸卯，次镇江。。九月己巳，渔于积水池，舟覆，救免，遂不豫。"（《明史?武宗纪》）。看来武宗终于是后宫所养，这一跌水竟就受惊而彻底吓破了胆，并终于因此而一命呜呼。

正德十六年三月戊辰，武宗颁遗诏。诏曰："朕以菲德，绍承祖宗丕业，十有七年矣。图治虽勤，化理未洽。深惟先帝付托，今忽遘疾弥留，迨弗能兴。夫死生常理，古今人所不免。惟在继统得人，宗社生民有赖。吾虽弃世，亦复奚憾焉！"（《武宗实录》卷一九七）。

这个武宗，虽然到此还自吹"图治虽勤"，但总还谦虚一把，承认自己"化理未洽"。可怜他虽自十四岁践祚伊始即开始任性自弛、放荡纵欲，至今已整十五年又三个月，竟然仍未能完成对维持帝王家业专制来说乃是最重要的遗嗣之任务，只好把皇位拱手甩给了舍弟，即后来的世宗嘉靖帝。

却不料这一兄终弟及，竟给朱明社稷预种下了无穷祸根。世宗因要追谥其父母兴献帝后尊号上各加一"皇"字而为僵守经义不知变通的大学士杨廷和之流视为"不合典礼"而为所阻拦（《世宗实录》卷九），此一矛盾长期得不到化解，而世宗就以长期罢朝不任官员阙补等来消极反抗，从此内廷外廷便越发势如水火，宦阉奸佞便又乘虚而入，协助皇帝与外廷儒臣分庭抗礼。于是最终导致明亡之重要一由的党争便从此肆虐了。

依照礼制，在皇帝死后入土为安前需要给他追谥，以便册宝能封存入棺。因此在武宗死后一个月，即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嘉靖即下"议武皇尊谥敕"（载明《皇朝诏令》卷四），诏群臣议之：

"皇帝敕谕礼部：朕惟自昔君天下者，在位有久近，德泽有浅深，必考德泽，定谥节，惠易名，以垂示于天下后世，皆古今不易之令典也。恭惟皇兄大行皇帝，聪明英勇，出自天资，居储宫而典学惟勤，践宝祚而【示勺】政克谨，图治怀励精之志，任贤存体貌之诚，敦睦宗藩，绥柔夷服，刚毅有执，雄断无疑，内能消肘掖之虞，外克靖黄池之变，训兵练将，居安虑危，故自即位以来十有七年之久，春秋渐盛，阅历亦多，非惟深知小人之依固，已明习天下之务。迨夫亲征甫返，方将董正之图不幸，哀诏遽闻，亦寓轮台之悔，化理未究，追痛良深，遗命冲人嗣承丕业，稽诸典礼，宜荐徽称，欲协至公，必咨舆论，庶几上昭祖宗之制，下尉臣民之情尔，礼部集文武群臣定议尊谥，择日恭上册宝，用服朕至意钦哉，故谕。"

然而察武宗之一生，所建实无，所毁多有。四月丁未，尚书王琼及九卿等官会疏言即要嘉靖汲取武宗前车之鉴："……愿陛下励精初政，率由旧章。取《祖训》一书日夕观览，守以为法……举经筵日讲之仪，以缉熙圣学。慎内外辅导之选，而黜远【检换心旁】士。往者佞幸构连，争以逢迎，谄谀相尚，窃宠希福，隐先帝于有过。此前车之辍，鉴不在远，毋或弗慎厥始，复启历阶"（《世宗实录》卷一）。

由此亦足可知外廷对武宗之十分不满。诚如《明史?武宗纪》所赞："明自正统以来，国势浸弱。毅皇手除逆瑾，躬御边寇，奋然欲以武功自雄。然耽乐嬉游，【缺一字】近群小，至自署官号，冠履之分荡然矣。犹幸用人之柄躬自操持，而秉钧诸臣补苴匡救，是以朝纲紊乱，而不底于危亡。假使承孝宗之遗泽，制节谨度，有中主之操，则国泰而名完，岂至重后人之訾议哉！"

在这种情况下，要给武宗追谥以盖棺定论，自然就不会有什么好的谥号了。

明《皇朝诏令》卷四"上武皇尊谥诏"（正德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自古人君，功德施于当时，咸有显号隆名，以【示付】于庙飨，传诸万世。我朝列圣，相承率由兹典，有不可易者，恭惟皇兄大行皇帝以英武之资，刚健之德，嗣登宝祚十有七年于兹矣，任贤图政，节财阜民，克诘戎兵，屡平【人替】乱，渊虑弗遑于寝食，皇威昭布于迩遐，真有安不忘危，持盈保成之志，是宇内咸乂，边陲晏然，治理之兴，方有望于今日。夫何不幸，龙驭上宾，天下臣民，攀号莫逮。顾予凉薄，肇续鸿基，允惟付诧之难，方深在疚之恸，追慕遗烈，率遵旧章，谨命在廷文武群臣，恭稽礼文，议荐谥号博，采众论协于至公，乃于今年五月初八日，祗告天地宗庙社稷，奉册宝恭上大行皇帝尊谥曰：承天达道英肃睿哲昭德显功宏文思孝毅皇帝，庙号武宗，于戏盛德法乎乾刚，实揄扬之莫罄，徽称荐夫殷礼，尚昭显于无穷，布告万方，咸宜知悉。"

据明万历末年郭良翰撰二十五卷本《明谥纪集编》（见录于《四库全书》），武宗所追谥之"武"字，有十一意，曰"克定祸乱曰武，威强敌德曰武，刚疆直理曰武，刑民克服曰武，夸志多穷曰武，保大定公曰武，刚强以顺曰武，开土斥境曰武，折冲御侮曰武，除伪宁真曰武，赴敌无避曰武"，一堆不可免的高帽子中藏着个"夸志多穷"，实则是"春秋大义尽于此焉"，倒也算很好地概括了明武宗这一帝制家天下时代所能结出的特色怪胎、从小就"好骑射"的野小子之短暂而荒唐的一生了。（蛮 人  发自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