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根谭》第二卷持身不可轻用心不可重

【原文】

士君子持身不可轻，轻则物能扰我，而无悠闲镇定之趣；用意不可重，重则我为物泥，而无潇洒活泼之机。

【译文】

一个才德兼备的士大夫型君子平日待人接物绝对不可有轻浮的举动，尤其不可有急躁的个性，因为一旦轻浮急躁就会把事情弄糟而使自己受到困扰，这样自然就会丧失悠闲宁静的生活雅趣；同理，一个才德兼备的士大夫型君子，在处理任何事情时，都不可思前虑后想的太多，因为凡事如果想的太多，就会陷入外物约束的艰苦局面。这样自然会丧失潇洒超然物外无拘无束和蓬勃朝气的生机。

【解说】

外在的行动必反映出内心世界。一个举止轻浮的人，他的内心必不稳定。因此，养生者必须注意自己的行动，以免对健康造成危害。

一个人的外在行为受自身两种因素的影响。一是显意识动机。当他对某件事情感兴趣，他就有意识地去做。但是，一个人对某件事情感兴趣，只是主观的意志，并不能说明那件事情对身体就没有危害。例如一个人对赌博感兴趣，可这事情恰对人的身心健康有危害。因此，养生者必须加以选择，权衡其可为还是不可为，否则，草率去行事就定然给身体种下不良诱因。一是潜意识的动机。当他遇上某件事情时，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就糊里糊涂地去做了。例如一个人在心绪不宁的时候，忽然拿起刀子削水果，却将手削了道口子。这种失误的事情就是潜意识作用的结果。但它的根本原因，还是心理活动造成的。即是说，一个人对外界环境有什么感受，必会通过人的心理活动传递给人体的深层潜意识，这样，潜意识将信息传递给人的生理机体。所以，养生者不能做轻浮举动，对于事或物都要作认真思考，让心里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这样，才不会害生的。

注意自己的行为，要从自己的思想意识抓起。只有先滤清思想意识的欲念，才能规敛自己的行为。若是只从外在行为着手，无疑是开门揖盗，不但于事无益，而且反带来了危害。

【例解】

唐高祖用人既往而不咎名将李靖与唐皇李渊间的一段恩怨从来都是文、史家瞩目的题材，因为它蕴含着丰富的寓意。

李靖少有文武才略，是隋朝开国名将韩擒虎的外甥。韩擒虎每与李靖论兵都非常赏识他的谋略，以为“可与论孙、吴之术者惟斯人矣”。隋朝末年，仅在马邑郡(治在今山西朔县)为一郡丞。此时，唐皇李渊尚未称帝，也在山西，为太原留守，统镇北疆。李靖以其军事家的眼光察觉李渊拥兵有异志，便多次报告朝廷。因此，李渊十分怨恨李靖。史书只简单记为：“靖素与渊有隙。”恭帝元年(617年)，李渊以回击突厥入境为借口聚集兵将。李靖觉得情况非常。“因自锁上变”，准备亲自到江都告变，到达长安后，因各地义军纷纷起而反隋，通往江都的道路阻塞，便留在长安。不久，李渊大军攻占长安，李靖被获，欲将问斩，在殿前李靖大喊：“公起义兵，本为天下除暴乱，不欲就大事，而以私怨斩壮士乎！”李世民等一再求情，高祖李渊才将李靖赦免，李世民即召其入幕府。武德二年(619年)，萧铣占据荆州派兵进取州。高祖李渊派李靖迎战，在峡州被阻，久不能进。于是，“怒其迟留，阴敕许绍斩之”。由于峡州刺史许绍惜其才，为之奏请，李靖才再次得以获免。后代史家评论高祖“不以明诏而阴敕，犹欲以宿憾杀之”。

到武德三年(620年)，一统大业尚未完成，开州蛮冉肇则又连陷巴东数州，赵郡王李孝恭大军与战不利。此时，李靖也在李孝恭麾下，便将兵卒八百人，奇袭敌营，并于险要设伏，斩杀冉肇则，俘获五千余。高祖闻讯大喜，对左右大臣说：“使功不如使过，靖果然。”同时，手敕慰劳：“既往不咎，同事吾久已忘之。”第二年，李靖陈千策以灭萧铣，高祖授其行军总管，兼摄赵郡王李孝恭行军元帅府长史，“三年之任，一以委靖”。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即平定萧铣势力。李靖为上柱国，赐爵永康县公，检校荆州刺史。使之安抚岭南，得九十六州、六十余万户。

汉文帝识才敬重张释之人才是时代的产物，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用人的标准。这一标准的确定并非完全取决于君主个人的好恶，而必须服从于这一时期的主要政治任务。李广是汉武帝时期抗击匈奴的名将，但在汉匈关系以和亲为主的文帝时代却无法充分施展他的军事才能，汉文帝曾感慨系之地说：“李广如果生在汉高祖时代，封万户侯安足道哉!”人才选拔和使用的这种鲜明的时代特征，从汉文帝不以口辩用人一事上也可以清楚地看出。

一次，汉文帝游幸上林苑，随行的有谒者仆射张释之。文帝登上虎圈，询问主管上林苑的上林尉苑中畜养禽兽的种类和数量有几多，一连问了十几个问题，上林尉都支支吾吾说不清楚，而一旁管理虎圈的啬夫却代为作了详尽的回答，文帝很是满意。文帝认为，上林尉不忠于职守，担任官职就应该像虎圈啬夫那样。于是下诏让张释之拜啬夫为上林令。张释之不以为然，又不便对抗皇帝的成命，就问汉文帝：“陛下认为绛侯周勃是何等样的人?”文帝回答：“是长者。”张释之又问：“东阳侯张相如是何等样的人?”文帝也肯定他是长者。以此，张释之说：汉文帝夫绛侯、东阳侯称为长者，此两人言事曾不能出口，岂效此啬夫喋喋利口捷给哉!且秦以任刀笔之吏，急以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亡恻隐之实，以故不阉其过，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啬夫口辩而超迁之，臣恐天下随风靡，争口辩，亡其实。且下之化工，疾于景向，举措不可不察也。

文帝觉得张释之的话很有道理，就收回成命，不再提拔啬夫。

张释之反对超迁啬夫是否正确，这里可以不论，但张释之的确提出了一个选拔人才、使用人才的原则。即不以口辩用人，不论是选拔人才，还是使用人才，都不应该“争口辩，亡其实”，即主要不是看他说的怎样，而是看他做得怎样。否则，形成一种夸夸其谈、不注重实际的社会风气，就不仅会在选拔使用人才方面出现失误，而且会影响整个国家的安定，甚至像秦王朝任用刀笔吏一样，导致二世而亡。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张释之反对超迁啬夫，并不能为那个在其位而不明其政、不谋其政的上林尉开脱。西汉初年，惩亡秦之戒，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在政治指导思想方面，推崇黄老无为，主张“贵清静而民自定”。国家少事，加之各级官员多出自功臣，军事、文化素质偏低，这样就使上林尉这样的官员得以尸位素餐。然而，汉文帝时期正是西汉初年由无为转向有为之时，文帝本人也试图有所作为，因此对那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官员十分不满。他虽然以国家安定为重，听从张释之的劝告，没有提拔虎圈啬夫，但是其后不久却免除了高踞相位却不明其政的周勃的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