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根谭》第二卷君子德行其道中庸

【原文】

清能有容，仁能善断，明不伤察，直不过矫，是谓蜜饯不甜，海味不咸，才是懿德。

【译文】

清廉纯洁而又能具有容忍不廉的雅量，心地仁慈而又能具有当机立断的魄力，聪明睿智而又有不失于苟求的态度，性情刚直而又有不矫枉过正的胸襟，这种道理就像蜜饯，虽然浸在糖里却不过分的甜，海产的鱼虾虽然淹在盐里却不过分的咸，一个人要能把持这种不偏不倚的尺度才算是做事的美德。

【解说】

养心以中庸之道为要务。心主宰着人的情志活动和生理机能的运作。所以心性不偏不倚而公正质朴，人的情志活动也合理地为人体健康服务。心性偏执，就会将人的情志也引向偏执，或多愁或多喜或多恐……都将严重地影响着人体健康。“道不在烦，心不在乱”，养心的目的就是使“心不乱”，心不乱，就不会迷失其本性，那么，心就能主持人体机能的正常运转。若是一个人的行为偏好于某一方面，如此就反映出他的心性已有所偏，因为一个人的行为首先由心决断。同样，若是他无意识地偏向于某一面，也能通过潜意识的作用而传递给心神。所以，养生者唯有“抱一守中”，才能养性健心。

【例解】

需柔时则柔需刚时则刚以柔克刚自古以来是人们欣赏和提倡的应变术。刚柔本是相济的，因此，以柔克刚策略往往是运用在处理内部矛盾或冲突上，虽然内部的矛盾或冲突没有根本的利害分歧，但是，既然事情发展到“刚”性的程度，那么也就表明了某种危机；并且，如果处理不好，还会导致激化的危险。所以，以柔克刚也是一种外危应变术。

中国古代运用以柔克刚术最著名的实例，要数廉颇与蔺相如的将相和。赵惠文王二十年(前279年)，赵王封蔺相如为上卿，地位在廉颇之上。廉颇心中很不服气，觉得自己身为大将，攻城破敌立过大功，蔺相如只不过是耍耍嘴皮子，反而地位比自己高，居他之下，十分不甘心。于是，廉颇扬言要找机会羞辱蔺相如一番。这些话不久便让蔺相如知道了。为了避免与廉颇发生正面冲突，蔺相如尽量不出门，后来索性称病，连朝也不上了。廉颇碰不到蔺相如，气自然也出不了。有一天，廉颇远远地看见蔺相如的车马，急忙命令随从驱车前去堵截。蔺相如此时也发觉，便赶忙回车躲避。这样的事发生了好几次，蔺相如的随从和佣人们觉得很丢面子，便一起向相如上卿进言。蔺相如语重心长地对舍人们说：“我躲避廉将军，是为了国家大局，倘若我们不和，强秦就会乘虚而入。我怎能置国家大局而不顾去计较一己之愤呢?”不久，这话传到廉颇耳朵里，廉颇倍觉羞愧。于是，廉颇主动到蔺相如府中，负荆请罪，从此以后，二人和好，成为生死之交。

以柔克刚策略的运用，其基本指导思想是“和为贵”。以和为贵，以柔克刚，是处理内部争斗、民族纷争、朋友过节儿乃至家庭矛盾等问题的有效方略。

明朝孝宗年间，孔镛出任田州知府，到任才3天，便发生峒族人进犯州城。此时州内军队调往他处执行任务去了，城中兵力防卫空虚，于是，众人提议关起城门来守城。孔镛认为，田州城是个孤立的城池，且内部又空虚，关门守城难以维持长久。如果因势利导，用朝廷的恩威晓谕造**的峒族人，也许会解围。众人感到孔知府的意见是书生脱离实际的迂腐之谈，难以成功。孔镛坚持自己的意见，众人又觉得没有人敢出面当说客。孔镛说：“这是我管理的城池，我应当前去。”众人纷纷劝阻他，说太危险。但孔镛命令立即准备好坐骑，打开城门，放他出城。众人请求他带几个卫士，也被他拒绝了。孔镛来到峒族人中间，要见峒族人的首领，接着对大家说：“我本知你们是农民，由于饥寒所迫，才聚集在这里苟求免于一死。前任官员不体谅你们，动不动就用军队来镇压，想把你们剿尽杀绝。我现在奉朝廷的命令来做你们的父母官，我把你们看成是晚辈，怎么忍心杀害你们呢!你们如果真能听从我的话，我将宽恕你们的罪过，你们可以送我回州府，我把粮食、布匹发给你们，以后就不要再出来抢掠了。如果你们不听从我的话，可以杀我，但是接着就会有官军向你们兴师问罪，一切后果就由你们承担了。”大家听了孔镛的话，半信半疑，说：“要是真的像您说的那样体恤我们，在您任太守期间，我们绝不再骚扰州府。”孔镛说：“我一语已定，你们不必多疑。”于是，众人拜谢。第二天，峒族人护送孔镛回城。入城后，孔镛命人取出粮食、布帛，分发给峒族人，大家道谢而归。此后，峒族人不再做乱国扰民之事。

以柔克刚还有一种运用，即以其作为向刚愎自用的当权者的劝谏术。战国时代，“七雄”之一的齐国，到威王时国力颇为强大。由此，齐威王也逐渐地变得骄傲、固执起来，开始听不进逆耳忠言，政治上出现了危机。宰相邹忌见众臣谏劝威王纷纷失败的情形，心里十分忧虑。他知道，硬谏、直劝威王是行不通的，应该讲点策略。突然有一天，邹忌从自己对镜窥貌的事件中得到启发，于是他兴冲冲地去见威王，先向威王讲了自己私生活中的一个故事。邹忌说：“臣前日偶窥镜自视，自以为美，以之询于妻妾客人，皆以我美于城北徐公。臣诚知不如徐公美，昨日召徐公比之，自知差之甚远。由是，臣思而得其由：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接着，邹忌引入正题，谈了齐之强盛，宫人私王、朝臣畏王、四境求王之弊病，建议齐王开言路、图新治，威王从谏。自此，齐国言路广开，政通人和，国力渐有新发展。邹忌的劝谏术，实际上就是一种以柔克刚的策略。

两弊择其轻两利取其重卒和车都是象棋中的棋子，然而，两者的功用和能力各不相同。车的作用相对来说比卒子的大。因此，在对弈中，人们宁可丢掉卒子，也要保住车。这就是象棋的丢卒保车战术，这种战术引用到社会生活中，就是指用牺牲次要利益来保全主要利益的策略。

在军事上，运用丢卒保车策略，主要是以战术上的代价换来战略上的主动。例如，1935年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红军入四川不成，情况非常困难，不得已再返遵义。当时红军3万人，国民党军围追堵截兵力达40万。蒋介石亲自到贵阳指挥作战，企图围困和消灭长征中的红军。为了摆脱敌人的围困，红军决定西进云南，绕道从金沙江北渡。同时，为了掩盖这一军事意图，红军还决定派一个团伪装主力，大摇大摆地向东北方向攻打乌江渡江口。这个团为了不露一点破绽，不怕伤亡重大、顽强进击，打击敌人。国民党军原来的部署是防红军向西突击，现在见红军主力向东进击，立即改变部署，调军向东。此时，红军真正的主力已向西渡过金沙江，摆脱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圈，红军以一个团的牺牲，保存了全军实力。又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为实施“尼普顿计划”，保护其特工人员不被德国破坏，采取丢卒保车之计，故意让伦敦监督处(英国欺骗战总部)预先把空袭德国的计划告诉给德国人，结果，使德军以损失6架战斗机的微小代价，击落了英国皇家空军的176架轰炸机。然而，这一牺牲，却换来了数以万计的盟军士兵在诺曼底登陆时免于死在海滩上。同时，也使德军对盟军的进攻措手不及，从而盟军赢得了战略上的主动权。

丢卒保车在日常应变中的运用也很多。有这样一个历史故事：唐朝的徐敬业小时候十分调皮，放荡而不守规矩，且到处闯祸。其祖父很不喜欢他，常说：“这个孩子面相不好，将来会给我们带来灭族之祸。”于是，在一次打猎中，徐敬业的祖父让他到林子中去驱赶野兽，随后，便乘着风势放火烧林子，企图把徐敬业烧死，以免家族之后患。大火烧起来后，徐敬业才知晓，此时已无处藏身。突然他想到骑着的马。他便把马杀了，随即伏身躲进马腹里。大火过后，他从马腹中出来，虽然全身都是马血，但保住了性命。徐敬业杀马保命，不仅有丢卒保车之意义，其实更有丢卒保帅之神韵。

人们的一切活动都与其利益相联系。为了生存、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不仅不断地争取着利益，同时也力图最大程度地保全既得的利益。这种利益，有的是个体的，有的是群体的，有的可能是全社会的。社会生活是纷繁复杂的，人们在争取和保全利益的过程中，必然要发生一些矛盾、冲突。也就是说，在社会生活中，人们的利益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这样那样的威胁。在威胁面前，人们的主观愿望肯定是保全所有的利益不受损失，然而，当客观情况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时，丢卒保车不失为一个良策。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丢卒保车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应变术，这一应变术虽然算不上万全之计，但用长远的眼光看，仍是一种积极的策略。毛泽东曾经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过：“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些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一切战略家、一切有远见的人，在处理利益矛盾和冲突时，无不经常运用此术。

“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衡从其轻。”丢卒保车还是人们为人处世的重要策略。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不被小利所惑，应求大利，成大器。《三国志·魏书·陈泰传》云：“蝮蛇螫手，壮士断腕。”蝮蛇有剧毒，被它咬伤手腕后，勇敢者宁肯将手腕斩断，也不让蛇毒蔓延垒身，致使丧失性命。壮士的这种气概和作法，不也是效丢卒保车之策吗?事情到了危急关头就要当机立断，通过权衡利弊，不惜作出一定的牺牲，也要除掉祸根。否则，优柔寡断，瞻前顾后，不敢下决心，任祸患蔓延，其危害会更大、更严重，到那时就悔之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