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所学艺

?苏州昆剧传习所成立于1921年秋，由苏州一批爱好昆曲的乡绅为培养昆剧艺术的接班人而发起成立；学制五年；三年学戏，二年帮唱。1927年传习所结束，改为新学府，校舍由原主人收回。

?昆剧传习所的性质是培养演员的伶工学校，当时为何不称“学校”，而称“传习所”？据我了解，新办一所学校需经当局有关部门审批，而昆剧传习所很简陋，无论从校舍、教室、师资、规模等各方面看都是不够条件的，而“传习所”是一种通行简便的形式，例如，当时一些工艺、手工业都办了各式各样的“传习所”以传授手艺，培养接班人。这类“传习所”都不需当局审批。因此，昆剧传习所的发起人就沿用了“传习所”这个名称。

?昆剧传习所所址在苏州城北桃花坞五亩园内。五亩园是一所私人的园林，面积并非只有五亩，而有数十亩之大，本是贝晋眉家的产业，有一部份房屋作殡舍用，名谓“轮香局”，专门停放棺材。按旧俗，人死后不能“热葬”，棺材需停放三年，才能落葬。贝晋眉也是苏州昆剧传习所的发起人之一，他将五亩园的一部分房屋，约有十数间，无偿借给昆剧传习所，作为校舍之用。

?昆剧传习所的招生，虽然在大街上也贴了几张广告，但我们这些学生大多不是看了广告才去应试的，而都由熟人介绍进所。沈月泉是所里的“大先生”，他就带来一批人，为他的儿子沈传芷、沈南生以及他的亲戚张传芳、邻居华传浩、王传淞、包传铎等等。我与顾传阶是小学同学，家也住得不远。顾传阶是通过他父亲的朋友介绍进所的，开始我不知道，过了些日子，怎么老不见他来上学，一打听，原来他去了传习所。我原打算继续读书，但父亲早前去世，家里经济困难，听说传习所不收学费，还供膳宿、理发、洗澡、学习用品等，即使将来不唱戏，学会吹笛，也可当个小堂名，有口饭吃。于是，通过顾传阶的父亲将我介绍进了昆剧传习所。

?学员中数沈传芷的年龄最大，十六岁，王传淞次之。我十四岁，还有十一、二岁的，如张传芳、华传浩等。学员进所的时间也不一，方传芸是过了两年才进来的。吕传潢最晚，他是1926年我们在上海实习演出时才进来的。

?学戏分四张作台，由沈月泉、沈斌泉、吴义生、许彩金四位老师分别教授。高步云是月泉先生的学生，协助先生授课。第二年，许老师病退，由尤彩云老师接替；不久，高步云也离开传习所到其他地方去了。至于如何学、学些什么，许多师师兄弟都讲过了，我就从略。我先是在斌泉先生那桌，后来分行当时，我被调至吴义生先生一桌。学员调整作台，是很平常的，如顾传阶原在吴老师那桌，后调至沈月泉那桌。

?我们的主课——学戏安排在每日下午，上午先是练功、学拳，然后上国文课。由于学员的文化程度不同，因此文化课分班教学。第一年国文教师是周铸九，年纪很轻，原是小学国文教师，因此他也用小学用的国文课本让我们读。第二年国文教师换了傅子衡，他的国学基础好，就不用学校用的课本，而是根据学生不同的程度选一些教材，如《幼学琼林》、《古文观止》以及曲文等。傅先生还教我们书法，先写描红簿，后写印格。我喜欢写毛笔字，所以傅先生很喜欢我、傅先生布置的作业除每天写一些毛笔字外，就是让我们用毛笔抄字剧本。后来沈月泉先生见我毛笔字写得不错，就把曲友请他抄写剧本的差使交给我，换二十九个铜板，而买三个铜板的酱菜可佐十来天早餐。因此一角银毫很能派些用场，我的零花钱都靠此项收入。

?几位教师的印象

?沈月泉，传习所主要教师，人称“大先生”，坐第一作台，他家三代都唱昆剧，可谓“昆剧世家”。他以小生应工，是全福班的台柱之一，他的官生、鞋皮生都唱得极好，而鞋皮生尤为出色。鞋皮生扮演的是穷人，要表现出一副贫穷潦倒的模样，而他的体型矮胖，平时肚皮凸出，但他一到台上演出，含胸收腹，竟然一点也看不出肚皮来，这是很不容易的，沈先生的戏路很宽，不仅能教生、旦戏，连老生的戏也能教，他的儿子沈南生的老生戏都是他自己教的，另一个儿子沈传芷学正旦，也是他自己教的。

?月泉先生为人很和善，平时常抚摸我的头叮嘱：“乖点，好好学！”他不住在学校里，因为外面有许多曲友要请他拍曲教戏，因而经济条件也较他人为好，在所里他每月拿五十元银元（所长孙咏坛每月六十元，其他教师四十元，国文教师、练功老师每月三十元），加上曲友们付的拍曲、教戏酬劳，收入颇为可观。

?沈斌泉，沈月泉之弟，亦全福班中主要演员，工二面。在传习所人称“二先生”，专教小花面、二面和大面，他也是个好好先生，对学生不打不骂，只是对儿子沈传锟管得很严。他有家有室，但不常回家，也与学生们住在一起，他唯一的嗜好是抽水烟。四年后因病亡故。

?吴义生，全福班主要演员，工老外、老生，兼演老旦，妻早亡，无子女，独身一人，进传习所时约五十来岁。他也与学生住在一个宿舍里，喜喝白酒，抽水烟，也抽鸦片，但不管是酒是烟，每天喝多少、抽多少都有一定之规，严格控制，从不过量。吴先生对学生不分亲疏，一视同仁。凡老外、老生、副末、老旦的戏都由他教，他都毫无保留地传给学生。他的教学也十分认真，下课铃响了，如果还有学生没学会，他就延长时间，直到学会为止。平时，他不苟言笑，很严肃，虽不打不骂，但学生都怕他。上课前，学生们都嘻嘻哈哈，说说笑笑，但只要一听到吴先生的脚步声（吴先生穿一双响底鞋，走起路来咯咯有声），大家都立刻寂静下来。在宿舍里亦然，只要他一咳嗽，大家都不响了。有几位同学在宿舍呆不住，想出去玩耍，也都蹑手蹑脚，从他背后溜出来。后来，我们到上海演出，吴先生一直跟我们在一起，继续教戏。我们上台演出时，他就在后台听；如果我们唱错了，他就一根木棍在台板上敲敲，喊道，“错了！”依旧是那么认真负责。

?傅子衡，原是私塾先生，因旧学底子深厚。昆剧的曲文很深奥，演员若没有一点旧文学基础，就很难理解，有鉴于此，曲学大师吴梅先生亲自推荐傅子衡来所任国文教师。傅先生有无家室，不太清楚，但他一直住在所里，下午他没课，不是看书，就是练字。他的毛笔字写得很好，但还是不断地练，一张毛边纸，写了一遍又一遍，直写得墨黑一片，真是“惜纸如金”。我们到上海演出，他没有跟随。他教了我们四年，后来到别外就馆去了。我的毛笔字得益于傅先生的教导。二十岁后，我爱上了国画。苏州有个画家叫陈子清。他在家收徒教画，我通过曲友介绍，曾到陈老师家旁听。后来我会涂几笔山水，人家问我是跟谁学的，我不敢讲。因为我没学好，算不上陈老师的弟子。

?邢福海，武术教师，身材矮小，河南人，是穆藕初先生介绍来的，邢先生帮我们练腰腿功，教我们打拳，如十二路台腿，也教我们舞棒弄枪。但他那一套是武术路子，跟舞台上的武打不一样。邢先生家在河南，因此也与我们住在一起。他初来时，一口河南话，我们听不懂。他也听不懂我们说的苏州话，只有傅先生会讲官话，因此成了他唯一可以交谈的人。后来邢先生也学会了一点苏州话，能跟大家交流了。我们到上海演出，缺少武戏、徐凌云先生推荐了京剧老艺人周宝奎来教我们武戏（后来林树森、林树棠等京剧艺人都来教过），邢先生一点意见也没有，他还是跟我们住在一起，负责照管我们的生活，直至新乐府成立时，他才离去。后来，他一直在上海教武术，在武术界有点名气。他虽离开剧团，但对我们还是很有感情，我们停演的时候，十几口衣箱寄放在穆藕初先生的纱布交易所里，他就住在那里，为我们义务看管。

?孙咏雩，传习所所长，为人和蔼可亲，烟酒不沾。他原是苏州道和曲社成员，工二面。道和曲社一致推荐他当所长是有原故的：一是他懂昆剧；二是他有时间；三是他认真负责。孙所长曾在苏州商团工作过，后来与他兄弟合开了一家笺扇庄。他来所当所长时，妻子已故亡，有个儿子在一所学校教书，因此比较空闲。他与我们学生同吃同住，对所里的工作极端负责。老师们讲课时，他常常旁听，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为节省开支，偌大一所学校，只雇用一个门房和一个打扫卫生的勤杂工，一日三餐，学校不开伙，让包饭作来承包，这也是他的主意。他对教师们很尊重。因此，关系很融洽。学校的开支都是他亲自掌握，定期去上海向穆藕初先生汇报，并取得穆先生的资助。传习所到上海实习演出，都是他出面联系。后来新乐府成立，前、后台经理都由别人来当，他只负责管理生活杂事，但毫无怨言，依旧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把他的全部精力都倾注在“传字辈”这一代学员身上，新乐府解散时，他也离团回乡，当时他年事已高，但对“传字辈”的前途依然十分关切，仙霓社成立前，他还积极介绍到上海“马力斯”一带购买旧箱底。不久，他在苏州去世，大约在1931年到1932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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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乐府”——“传”字辈的全盛时代

?1924年1月，我们第一次到上海实习演出，在台湾路徐凌云家里，唱堂会，后业在徐园与笑舞台轮流演出，最后一次是在新世界南部（今西藏中路乐书店一带），当时签订了一年的合同，但到1927年3月，合同尚未期满，遇上了北伐战争，上海局势紧张，戏演不下去了，大家只得回苏州避难，火车已经不通，我们只得在老闸桥码头，乘小火轮沿苏州河水路回去，船开到淀山湖附近，已是半夜，突然响起枪声，一批强盗跳上船来，将几个船上旅客的钱财抢劫一空，我省吃俭用，好不容易积下了三十五块银元，全被抢去。打鼓阿王见强盗上船，忙将手上的金戒子脱下，塞进夜壶里，结果还是被强盗发现搜去，第二天早晨，船到苏州盘门，大家从惊呆中醒来，想起身无分文，不知日后如何过活，大哭不止。

?当我们回到苏州时，五亩园所址已被原主人收回。但我们的学业尚未正式结束，老师们尚未辞去，于是借玄妙观东脚门机房殿继续上课学戏。同时在苏州青年会演出，由于传字辈演员经过上海的长期实践，艺术上成熟起来，又增加了许多新的剧目，使家乡的观众欢呼雀跃，奔走相告，开始半月，几乎场场满座，但苏州州毕竟地方小，演了一个月，上座率日渐低下来。因此，当上海局势平静之后，大家图谋再往上海发展。此时，对传习所最大的支持者穆藕初先生的情况有了变化。由于连年军阀混战，加上上海的金融危机，使他的几家纱厂相继倒闭，经济上已无力再资助我们，但他对我们还是非常负责，将我们转托给大东烟草公司总经理严惠宇及江海关总陶希泉，尤其是严惠宇先生，他信奉“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不仅在上海开办纱厂、烟厂、而且在家乡镇江开办农场、医院和学校，是一位爱国实业家。他与陶接手后，将昆剧传习所改名为“新乐府”，将笑舞台租下来，装饰一新，成为新乐府的专用剧场，并聘请张某良和俞振飞担任前后台经理，主持日常工作。

?从昆剧传习所到新乐府，标志着传字辈学员生活的结束，也是宣告了继昆剧全福班后一个新的昆剧班社的诞生。

?笑舞台的装修十分豪华典雅，四周墙壁髹以红粉，其凸处加上金漆，每一庭柱，悬挂一盏宫灯，座位均系藤椅，加上软垫，椅边有茶几，让观众一边品茗一边观剧，十分舒适惬意。开幕那天，盛况空前，社会各界名流纷至沓来，为潘竞民、徐志摩、陆小曼、袁寒支、周信芳、盖叫天等等，花篮夹道，匾联满壁，据当时申报所载：“未及七时，上座已满，为笑舞台从来未有之盛况，也自开演昆剧以来所未有之战绩也。”新乐府在舞台连演达四个月之久，终因经营不善，亏损过多且合同期满而停止演出。稍事休整，一个月后，新乐府原班人马进入大世界游乐场演出。张某良、俞振飞仍担任前后台经理。大世界老板是黄楚九，他刚将大世界翻造一新。为什么会邀请我们去呢？据说，当时一些报纸批评大世界的演出格调不高。黄楚九想以高雅的昆剧去改变一下大世界的形象，因此将四楼一个场子租给我们，场内布置仿照舞台两壁挂上名人书画，座位也是藤椅加茶几，另用两个女招待，专司砌茶。开演后，果然吸引了一批社会名流以及一些爱好昆曲的太太小姐们，他们的自备汽车停满了大世界门口，造成了“看昆剧到大世界”的社会舆论，达到了黄楚九的预期目的。

?去大世界演了半年左右，应苏州青年会之邀，去苏州演出了一段时期，我们又二进大世界，又演了一年半左右，直到１９３１年冬天，发生了演员罢演事件，新乐府才开始解体。事情经过是这样的：一天，我们在陶希泉家唱堂会，演出结束后，陶希泉送了三件皮袍子，一件给顾传阶，一件给朱传茗，一件给华传漪。顾、朱二位原本是剧团的台柱，大家无话可说，而华传苹跟大家差不多，他凭什么可以享受如此特殊的待遇？一部分人心中甚为不平，回去之后，大家你一句，我一句议论开来，最后提出要求自治，否则就罢演。当时大家推选代表去跟严惠宇先生谈判。严先派张某良，后又派他的秘书跟我们谈，都谈不拢。最后，秘书传达了严惠宇的态度：“你们不愿演就不演，行头一律收回！”我们也不肯让步，演出就这样停止了。之后大家商量，没行头怎么演出？于是再派代表找严惠宇商量，要求留下行头，但严没同意。于是大家自找出路，各奔前程，老师们如陆寿师、施桂卿、孙咏雩、吴义生等都回去了；学员中如顾传阶在严惠宇的资助下去金陵大学附中读书；沈传芷接他父亲的班，回苏州教曲友唱曲；还有新招收的廿余名学员，除吕传潢等少数人外，都改行另就他业，新乐府至此已基本解散。虽然留下的团员回到苏州后，曾租借行头，以新乐府的名义演出过，但这只能是尾声了。

?五十年代末，我在上海戏曲学校任教，碰到严惠宇先生，当时他常来看昆大班的大演出，想起当年的事情，彼此都有些歉意。严先生很豁达，说：“过去的事情不谈了！当年办新乐府我化去了五六万块大洋呢！”

?不管怎样，新乐府这段时期，是传字辈最值得怀念、最光辉灿烂的年代，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演员艺术日臻完美，各行当都有代表人物。如小生有顾传阶、周传瑛，旦角有朱传茗、张传芳、华传苹，老生有施传镇、倪传钺，净行有沈传馄，丑行有王传淞、姚传湄、华传浩，武行有汪传钤，老旦有马传菁，尤其顾传阶和朱传茗在观众中已有相当的影响。

?二、行当整齐，阵容坚强，在传习所毕业的四十余位学员没有一人离团，大家团结一致，各献其能，可谓花团锦簇，精彩纷呈。

?三、剧团制度开始建立。原来传习所是学校建制，已难适应正规演出、新乐府成立后，设立了前后台经理，分管经营和剧目；演员均定制了全套行头；乐队由原五人增至七八人；检场由一人增至二人，分工明确；演员按其技能和社会影响，定下了工资级别，如顾传阶，每月１００元，朱传茗每月６０元，周传瑛、王传淞、姚传湄、倪传钺、张传芳、施传镇、华传苹名３５元，其余３０、２０元不等。

?四、剧目丰富。传习所到上海后，曾请京剧界老艺人周宝奎教把子功，请蒋砚香教了不少戏，如《贩马记》、《雅观楼》、《凤凰山》等，至乐府时期，京剧名伶林树棠、林树森又主动为我们义务教戏，如《大名府》《玉麒麟》《状元印》《战宛城》《安天会》等等，值得一提的是昆剧界三位老前辈陆寿卿、施桂林、钱宝卿也都请来了，他们都是全福班的主要演员，当时陆寿卿在大舞台当班底，工二面，在京剧界很有点名气；施桂林工旦、钱宝卿工闺门旦，他们都在上海教曲友。他们来了之后，教了不少拿手戏，大大丰富了我们的剧目。如折子戏《挑廉》《裁衣》《借茶活捉》《照镜》《相梁?刺梁》《劈棺》《寻梦》《题曲》等。当时我们演得最红的整本戏，为《昆山记》《刁刘氏》就是陆寿卿所授，而《南楼记》《悲翠园》《衣珠记》则为施所教，陆寿卿先生还经常与我们一起演出，他在《刁刘氏》一剧中饰绍兴师爷，在《活提》中饰张三郎，在《磨爷》中饰李逵，均大受欢众，为我们的演出增色不少。

?五、有较深厚的观众基础，在大世界连演两年，这在近代昆剧史上也是很少有的。

?仙霓社的成立与解散

?新乐府解散后，大多数演员除了演戏，别无长技，因此回到苏州家里闲着，一晃就是半年。十几位兄弟天天聚集在三万昌茶馆里一边喝茶一边商量前途。开始，大家派我和郑传珺为代表到上海再去找严惠宇，要求租借新乐府的行头，因为这套行头都是根据我们的身材定制的，有了行头，就能演出。但严惠宁没有同意。最后，大家决定自行集资，置办行头。估计下来，大约需要三千元才能备齐基本的行头，当时发起人共十一人，有周传瑛、施传镇、赵传珺、王传淞、刘传衡、张传芳、顾传澜、华传浩、姚传湄、郑传 和我。每人出一百元，不够再向曲友们商借，如苏州有位李恂如女士，她丈夫也姓李，是位律师，我们称她李太太，她就借给我们四百元钱，经过大家努力，一共集到贰仟元，遂到苏州西中市戏装店定制行头，五蟒五靠，以三千元为标准，我们先付一产吩，余下分期付款，但行头店老板怕我们还不清债，不放心欠给我们。于是，大家派我为代表到上海去联系场子。我先到穆藕初先生家里，说明情况。穆先生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们，介绍我到大世界小报编辑孙玉声先生，同时又介绍我认识浦东银行陈经理，由他带我去见大世界经理唐嘉鹏，送了一百元钱的礼（钱由穆先生支付）。事情进行得很顺利，大世界与我们签订了一年合同。我拿了合同回苏州与行头店老板洽谈，老板见我有合同，就答应为我们定制行头，一部分欠款分期还清。

?基本行头有了，但还不全，于是在孙咏雩所长帮助下，到马斯力（今延安中路电讯大楼附近）去掏旧货，买到一副旧箱底。徐凌云先生知道我们要自力谋生，也很支持，将他赓春社包括他自己的一批戏装都送给我们。这样，我们就在大世界正式演出，演出前，孙玉声先生为我们班子起了一个新的名称——仙霓社。

?仙霓社是一个共和班子，没有老板，大家推选自我和郑传 、顾传澜三人负责，我分管经济帐目，郑分管衣箱，顾分管剧务。新班子成立，当时旦角有朱传茗、张传芳、华传苹，小生有周传瑛、赵传珺（顾传澜阶走后由老生改为小生），老生有施传镇、倪传钱、郑传 、汪传苹，丑角有王传淞、姚传湄、华传浩（二、三年后，姚离去参加盖叫天京剧团，改名为盖小三）。

?大世界使我们每月包银共一千四百元，每月扣下六十元偿还行头欠款；演员共36人，包银标准仍按新乐府旧规。一切准备就绪，定于1931年10月1日开演。孙玉声还在小报上为我们大肆宣传、谁知开演前二天，9月29日，有几位师兄弟闹起情绪来，说：“你们当老板，我们不干！”，甚至还提出要分行头。这一突变，急得我们几个负责人满头大汗，只得耐心地做说服工作，说明我们不是老板，分析利弊得失，并商定凡唱堂会的收入除扣去必要的费用外，一律平分。这样，总算平息了一场风波，按原计划开演。

?在大堂刚开演时，由于孙玉声的宣传介绍以及昆剧停演日久的原因，上座率极高。但演了一段时期，观众渐渐减少。我们就开始想办法，增加新剧目来吸引观众（也是大世界的要求）。那时陆寿卿、施桂林两位老师早已离去，新剧目就靠我们自己编导。在师兄弟中，顾传澜最富于编导才能，那时期我们编排的新戏为《一捧雪》、《奈何天》、《玉搔头》、《三笑》等都出自他的手笔。其中前三种原有传奇本，重新改编整理；而《三笑》一剧，原只有几折，我们在大世界看到文明戏演《三笑》，很受观众欢迎，我们就让顾传澜吸取文明戏之长处，重新编成整本戏，演出效果不错。

?由于“一二八”淞沪战役的影响，我们演了不到四个月就不得不中途停演，行头寄放在穆先生的纱布交易所，大家回苏州，也算是第二次逃难吧，后来，我们到沪宁沿线和杭嘉湖一带作巡加演出。沪宁线从苏州出发到昆山、济河、太仓；从平望出发到无锡、宜兴；到南京则是从苏州乘到盛泽、嘉兴、嘉善、枫泾、金山；一是从硖石到平湖、湖州。这是仙霓社第一次跑码头，时间在1932年7月12日，约半年左右，我们这次跑码头与江湖戏班不同，也与1936年第二次跑码头不同；一是江湖戏班的交通工具是船，大也不住船上，而住在当的公共场所；二是我们的包银、吃住全由当地的曲社安排，自己不负盈亏。巡回演出结束，我们又到上海小世界和大千世界演出，共约两年。此时，我们的剧目已经积累了六百余出。

?我退出仙霓社是1936年初，早在一二年前，我已预感到昆剧面临的危机，前途堪忧，因此我与施传镇两人去读夜校学薄记，还向南京大戏院的经理学英文。只是我们对昆剧毕竟有感情，还想奋斗一下，但昆剧每况愈下的现实，尤其1935年底去南京演出，场子里观众竟然不及我们演员多，使我彻底失望，于是我下决心离团，另找出路。先经友人介介绍在程坚白的公司任职，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我到重庆范崇实的丝绸公司任职。留下的人由朱传茗、郑传 、张传芳等人负责，继续以仙霓社的名义在杭嘉湖一带跑码头，后又进上海大新公司游艺场、福安公司游艺场，1937年8月13日，日机轰炸南市，将他们放在福安公司的衣箱全部炸毁。后来他们租了行头再演出，但景况愈加艰难。1941年周传瑛、王传淞离去，演员星散，至1942年初，班子实在难以维持下去，只得宣布正式解散。

?五十年代初，上海戏曲学校成立，招收了一批昆剧班学生，十几位传字辈师兄弟先后进戏校担任教学工作，我也应俞振飞校长之邀，从重庆回来，参加了昆剧班的教学工作。我们传字辈总算实现了一个心愿，那就是培养了一批昆剧艺术接班人，将昆剧艺术一代一代传下去。(倪传钺 口述 唐葆祥 记录整理)

?来源网络 102年6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