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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金庸小说中的书法武功


本文为古书法讨论浅谈(试论金庸小说中的书法武功),主要内容为书法和武功博大宏富、源远流长,是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两支奇葩,书法和武功都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沃土,由此形成了精深博大的理论体系——书学和武学,书法和武功虽然有各自的内涵、规律,但是有着熔融相通的联系……等

书法文化浅谈(试论金庸小说中的书法武功)在线阅读

  书法和武功博大宏富、源远流长,是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两支奇葩。书法和武功都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沃土,由此形成了精深博大的理论体系——书学和武学,书法和武功虽然有各自的内涵、规律,但是有着熔融相通的联系。书法和武功在内外兼修、技道并重,以及动作、力感、美感等多方面的共同点,为书法武功的创造提供了可能性。书法武功是金庸的独特创造,在金庸小说里是次要的,只有少数小说的少数章节中提到,但是它是典型的,更是精彩的,具有非常独特的艺术魅力。

一、书法武功是别具匠心的艺术独创

  按照时间顺序,金庸共有《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侠客行》、《笑傲江湖》四部小说中写到书法武功。《神雕侠侣》第十二回《英雄大宴》和第十三回《武林盟主》中,朱子柳用真草隶篆“一阳书指”大战蒙古王子霍都;《倚天屠龙记》第四章《字作丧乱意彷徨》和第六章《浮槎北溟海茫茫》中,张三丰临空书写《丧乱帖》,并创造了“倚天屠龙”书法武功,张翠山用此功威震江湖;《侠客行》第二十章《侠客行》中神秘的蝌蚪文中隐藏着绝世神功秘笈;《笑傲江湖》第十九章《打赌》中,令狐冲大战秃笔翁的书法武功。探讨研究金庸如何创造书法武功,对于分析金庸小说对于传统文化的运用技巧,具有标本性的意义。

  古往今来,书法中书写是达到目标的手段,欣赏者关注的是书写的结果——作品,重视作为结果的文字之美,忽视书写过程“挥运之时”、“挥洒之乐”。陈振濂教授认为在书法作品形象美之外,行为本身也能展示美,挥洒过程中的“书写之美”——行为不再只是一种手段。“书写之美的形成,使书法从工匠制作更多地靠近文人士大夫的挥洒,开启了书法史上由文字走向艺术、由空间走向时间、由视觉形成(结果)走向行为的顺序推移向无限可能性”⑴。金庸小说中书法武功的创造,正是作者对书写之美的高度发挥和独特创造的结果。

  金庸小说中书法武功的类型以及特点:

  一是以书法的动作方面的点画书写为元素,把书体和点画演绎为武功招数。

  从物质的“技”的层面看,书法是以横竖点撇捺钩提等基本点画,按照结字规则组合成字,再按章法要求组合成篇;武功则是由踢打摔跌击劈刺等基本动作,按照技击要求组成招数,再按运动规律联成套路。将书法中的基本点画直接演变为武功中的基本动作,根据真草隶篆等书体的不同的书写动作,来区分不同的书法武功的招数及其风格,再将此基本招数按文字内容和笔画走势联成套路,这样就创造了第一类书法武功。此类书法武功是总体上是以点画为招数,严密有序,不另外为招数命名。《倚天屠龙记》中,张三丰写了24个字:“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倚天不出,谁与争锋?”其中不仅包含一套上佳的书法,而且包含了一套极高明的剑法。24个字共有215笔划,因此这路剑法也有215招。《笑傲江湖》中,秃笔翁使用从颜真卿所书诗帖中变化出来的《裴将军诗》武功,一共23个字:“裴将军!大君制六合,猛将清九垓。战马若龙虎,腾陵何壮哉!”每字3招至16招不等,还有张飞的《八氵蒙山帖》以及28招石鼓打穴笔法。《神雕侠侣》中,朱子柳用真草隶篆“一阳书指”大战蒙古王子霍都,分别使用了楷书《房玄龄碑》、张旭草书《自言帖》、隶书《褒斜道石刻》和大篆,“用毛笔为武器,笔锋在空中横书斜钩,似乎写字一般,然笔锋所指,却处处是人身大穴”。最典型的是朱子柳的草书武功。草书富有“书写之美”,有夸张、生动的形体语言,非常有表演性,草书武功也因此有极强的视觉效果。小说中写道:(朱子柳)突然除下头顶帽子,往地下一掷,长袖飞舞,狂奔疾走,出招全然不依章法。但见他如疯如癫、如酒醉、如中邪,笔意淋漓,指走龙蛇。这时金庸说明:原来他这时所书,正是唐代张旭的“自言帖”。张旭号称“草圣”,乃草书之圣。杜甫“饮中八仙歌”诗云:“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长袖飞舞,狂奔疾走,如疯如癫,笔意淋漓,是张旭书写草书时的行为特征,此处金庸原封不动地引用来描写草书武功,只是用了“指走龙蛇”四字,才让人明白这是在写朱子柳的草书“一阳书指”,却很鲜活地写出了草书武功的特点。书法武功在实战中具有巨大的威力,一招即可制敌。比如张翠山在龙门镖局夜战少林四僧:“黑暗中白光微闪,见这四人手中都拿兵刃。他一个左拗步,抢到了西首,右掌自左向右平平横扫,拍的一声,打在一人的太阳穴上,登时将那人击晕,跟着左手自右上角斜挥左下角,击中了另一人的腰肋。这两下是‘不’字诀的一横一撇。他两击得手,左手直钩,右拳砰的一‘点’,四笔写成了一个‘不’字,登时将四名敌人尽数打倒”。

  因为书法武功以点画为招数,描写起来难免单调,所以金庸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没有直接描写招数动作,读者不知道具体招数应该是怎么样的,但是却丝毫不影响阅读欣赏。他的处理方法是虚多实少,虚实结合。大多数情况下是通过旁人观察、作者描写和说明等方法虚写,在读者无限的想象空间中建构书法武功的意象。最典型的是《神雕侠侣》中朱子柳大战蒙古王子霍都的场面,金庸始终通过黄蓉和郭芙母女以及群豪的观察和对话来描写。这路功夫是朱子柳所独创,“旁人武功再强,若是腹中没有文学根柢,实难抵挡他这一路文中有武、武中有文、文武俱达高妙境界的功夫。”在旁人眼里,只见“毛笔摇幌,书法之中有点穴,点穴之中有书法,当真是银钩铁划,劲峭凌厉,而雄伟中又蕴有一股秀逸的书卷气。”郭靖等不懂文学的人看得暗暗称奇,黄蓉文武双全,见了朱子柳这一路奇妙武功,不禁大为赞赏。郭芙问道:“妈,他拿笔划来划去,那是甚么玩意?”黄蓉全神观斗,随口答道:“房玄龄碑。”郭芙愕然不解,又问:“甚么房玄龄碑?”黄蓉看得舒畅,不再回答。这时,金庸在文中说明:原来“房玄龄碑”是唐朝大臣褚遂良所书的碑文,乃是楷书精品。前人评褚书如“天女散花”,书法刚健婀娜,顾盼生姿,笔笔凌空,极尽仰扬控纵之妙。朱子柳这一路“一阳书指”以笔代指,也是招招法度严谨,宛如楷书般的一笔不苟。霍都虽不懂一阳指的精奥,总算曾临写过“房玄龄碑”,预计得到他那一横之后会跟着写那一直,倒也守得井井有条,丝毫不见败象。过了一阵,两人翻翻滚滚拆了百余招,朱子柳一篇“自言帖”将要写完,笔意斗变,出手迟缓,用笔又瘦又硬,古意盎然。黄蓉自言自语:“古人言道:‘瘦硬方通神’,这一路《褒斜道石刻》,当真是千古未有之奇观。”忽然间笔法又变,运笔不似写字,却如拿了斧斤在石头上凿打一般。这一节郭芙也瞧出来了,问道:“朱伯伯在刻字么?”黄蓉笑道:“我的女儿倒也不蠢,他这一路指法是石鼓文。那是春秋之际用斧凿刻在石鼓上的文字,你认认看,朱伯伯刻的是甚么字。”郭芙顺着他笔意看去,但见所写的每一字都是盘绕纠缠,倒像是一幅幅的小画,一个字也不识得。黄蓉笑道:“这是最古的大篆,无怪你不识,我也认不全。”郭芙拍手笑道:“这蒙古蠢才自然更加认不出了。妈,你瞧他满头大汗、手忙脚乱的怪相。”霍都对这一路古篆果然只识得一两个字。他既不知对方书写何字,自然猜不到书法间架和笔画走势,登时难以招架。这一段比武中金庸始终没有直接描写招数,而是以不同书体的艺术风格来形容书法武功的动作特征,通过旁人的观战和作者的说明,将懂行和不懂行的人看比武的感觉都描写得十分生动,让人感觉到身临其境。

  二是以书法的视觉方面的字形为元素,以神秘的古文字来构筑惊世武功秘笈。

  《侠客行》中,侠客岛上的石洞内有二十四座石室,每间石室中,都有李白的古风《侠客行》一句诗,再加上神秘的古诗图解,其中包蕴着古往今来最最博大精深的武学秘奥。龙、木二位岛主派遣赏善罚恶二使,到武林中赏善罚恶,发放铜牌令,以“喝腊八粥”的名义邀请武林人士到岛上,参研绝世神功秘笈。由于所有到岛上的人都被神功秘笈迷住了,没有一个人回去,所以在武林中掀起恐怖的轩然大波,构筑了贯穿全书的惊世之谜,成为故事情节的骨架。石室壁上密密麻麻地刻满了古诗图解文字,在常人眼里,“这图形的笔法与世上书画大不相同,笔划顺逆颇异常法,自下而上、自右向左的直笔居多,与画画笔意往往截然相反,拗拙非凡”,是无法解读的古文字。尤其是最后一个石室中,以古蝌蚪文写成的《太玄经》,世上无人能够解读。但是石破天根本不识字,只把它当作图画去修习内功武术。在他眼里,那些分明是是剑法、轻身功夫、拳掌之法、吐纳呼吸内功。“向石壁瞧去,只见壁上密密麻麻的刻满了字,但见千百文字之中,有些笔划宛然便是一把长剑,共有二三十把。这此剑形或横或直,或撇或捺,在识字之人眼中,只是一个字中的一笔,但石破天既不识字,见到的却是一把把长长短短的剑,有的剑尖朝上,有的向下,有的斜起欲飞,有的横掠欲坠,石破天一把剑一把剑的瞧将下来,瞧到第十二柄剑时,突然间右肩‘巨骨穴’间一热,有一股热气蠢蠢欲动,再看第十三柄剑时,热气顺着经脉,到了‘五里穴’中,再看第十四柄剑时,热气跟着到了‘曲池穴’中。热气越来越盛,从丹田中不断涌将上来。石破天暗自奇怪:“我自从练了木偶身上的经脉图之后,内力大盛,但从不像今日这般劲急,肚子里好似火烧一般,只怕是那腊八粥的毒性发作了。”他不由得有些害怕,再看石壁上所绘剑形,内力便自行按着经脉运行,腹中热气缓缓散之于周身穴道,当下自第一柄剑从头看起,顺着剑形而观,心内存想,内力流动不息,如川之行。从第一柄剑看到第二十四柄时,内力也自‘迎香穴’而到‘商阳穴’运行了一周。”最难解读的最后一个石壁上的图形,在他眼里,其中长剑的方位指向,与休内经脉暗合,再细看图形,见构成图中人身上衣摺、面容、扇子的线条,一笔笔均有贯串之意,当下顺着气势一路观将下来,果然体内的内息也依照线路运行。原来这篇《太玄经》也不是真的蝌蚪文,只不过是一些经脉穴道的线路方位而已。在这部小说中,金庸没有以书法点画来创造性命相博的武功着数,只是借用古老的蝌蚪文神秘的字型来作为隐藏绝世神功秘笈的载体,是对书法文化内涵的一次巧妙的艺术创造。

  三是以书法的精神方面的情感因素为元素,创造出书法、武功与感情交融的书法武功。

  书法是中华民族经过数千年的历史和文化积淀,而形成的具有独特的民族特点的艺术语汇。书法不仅是表达概念的符号和工具,而且表现艺术家对宇宙及人生的理解和感情,是人文精神的载体,讲究“达其性情,形其哀乐”。唐代书法家张旭“有动于心,必于草书发之焉。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⑵,就是最好的例子。《倚天屠龙记》中,俞岱岩为奸人所伤,骨骸寸断,严重残疾,张三丰目睹这一悲剧之后,既伤心而又愤怒,这种抑郁的情绪,在内心激荡,使他一时兴起,深夜在庭中凭空临写起王羲之《丧乱帖》来。此时金庸通过旁观的张翠山的心理活动写道:这“丧乱帖”张翠山两年前也曾临过,虽觉其用笔纵逸,清刚峭拔,总觉不及“兰亭诗序帖”、“十七帖”各帖的庄严肃穆,气象万千,这时他在柱后见师父以手指临空连书“羲之顿首:丧乱之极,先墓再离荼毒,追惟酷甚”这十八个字,一笔一划之中充满了拂郁悲愤之气,登时领悟了王羲之当年书写这“丧乱帖”时的心情。王羲之是东晋时人,其时中原板荡,沦于异族,王谢高门,南下避寇,于丧乱之余,先人坟墓惨遭毒手,自是说不出满腔伤痛,这股深沉的心情,尽数隐藏在“丧乱帖”中。张翠山翩翩年少,无牵无虑,从前怎能领略到帖中的深意?这时身遭师兄存亡莫测的大祸,方懂得了“丧乱”两字、“荼毒”两字、“追惟酷甚”四字。近年来张翠山武学大进,这一晚两人更是心意相通,情致合一,以遭丧乱而悲愤,以遇荼毒而拂郁。随后张三丰情之所至,将“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倚天不出,谁与争锋?”24个字演为一套极高明的“倚天屠龙”武功,每一字包含数招,便有数般变化。师徒俩心神俱醉,达到了一种“可喜可愕,一寓于书”的境界,沉浸在武功与书法相结合、物我两忘的境界之中。只有具有深厚的武功内力、超卓的武学修为和极高的文化修养的武功高手,才能理解掌握这套武功。张翠山想去叫师哥他们出来一齐瞻仰这“倚天屠龙”武功,张三丰却摇头道:“我兴致已尽,只怕再也写不成那样的好字了。远桥、松溪他们不懂书法,便是看了,也领悟不多。”这一段描写以王羲之《丧乱帖》为主线,把张三丰、张翠山师徒对历史的追忆、人生的体味、情感的抒发、艺术的感悟、武功的创造极其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将书法的情感因素发挥得淋漓尽致,成为书法武功的一个经典场面。

二、书法武功对于提升金庸小说的作用

  (一)营造了一种新鲜、高雅的美感氛围。

  美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在于要有新鲜感。在金庸小说中“琴棋书画、诗文歌舞、渔樵耕读,都被熔进了武功技击,于是武功描写的途径变得无限宽广,手法变得无限丰富,笔墨也变得耐人品味,成为读者的一种审美享受”⑶。在文学家的笔下,武功摆脱了现实条件的制约,具有无限的艺术可能性。书法武功只存在于文学世界中,是“文功”而不是武功,对于现实世界中的书法和武功也许没有指导意义,但是它使武打描写高雅化、艺术化了。

  《倚天屠龙记》中,描写张翠山在王盘山上展现书法武功时,极富诗意,简直是现场书法表演直播:使出“梯云纵”绝技,右脚在山壁一撑,一借力,又纵起两丈,手中判官笔看准石面,嗤嗤嗤几声,已写了一个“武”字。一个字写完,身子便要落下。他左手挥出,银钩在握,倏地一翻,勾住了石壁的缝隙,支住身子的重量,右手跟着又写了个“林”字。这两个字龙飞凤舞,笔力雄健,有如快剑长戟,森然相同。两个字写罢,跟着又写“至”字,“尊”字。越写越快,但见石屑纷纷而下,或如灵蛇盘腾,或如猛兽屹立,须臾间二十四字一齐写毕。这一番石壁刻书,当真如李白诗云:“飘风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起来向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恍恍如闻鬼神惊,时时只见龙蛇走。左盘右蹙如惊雷,状同楚汉相攻战。”张翠山写到“锋”字的最后一笔,银钩和铁笔同时在石壁上一撑,翻身落地,轻轻巧巧的落在殷素素身旁。《神雕侠侣》中,朱子柳和霍都比武时,朱子柳用真草隶篆“一阳书指”轮番登场,将性命相搏的紧张比武简直是写成了比文,意趣盎然。尤其是最后一段:朱子柳一个字一个字篆将出来,文字固然古奥,而作为书法之基的一阳指也相应加强劲力。霍都一扇挥出,收回稍迟,朱子柳毛笔抖动,已在他扇上题了一个大篆。霍都一看,茫然问道:“这是‘网’字么?”朱子柳笑道:“不是,这是‘尔’字。”随即伸笔又在他扇上写了一字。霍都道:“这多半是‘月’字?”朱子柳摇头说道:“错了,那是‘乃’字。”霍都心神沮丧,摇动扇子,要躲开他笔锋,不再让他在扇上题字,不料朱子柳左掌斗然强攻,霍都忙伸掌抵敌,却给他乘虚而入,又在扇上题了两字,只因写得急了,已非大篆,却是草书。霍都便识得了,叫道:“蛮夷!”朱子柳哈哈大笑,说道:“不错,正是‘尔乃蛮夷’。”群雄愤恨蒙古铁骑入侵,残害百姓,个个心怀怨愤,听得朱子柳骂他“尔乃蛮夷”,都大声喝起采来。霍都给他用真草隶篆四般“一阳书指”杀得难以招架,早就怯了,听得这一股喝采声势,心神更乱,但见朱子柳振笔挥舞,在空中连书三个古字,那里还想得到去认甚么字?只得勉力举扇护住面门胸口要害,突感膝头一麻,原来已被敌人倒转笔杆,点中了穴道。霍都但觉膝弯酸软,便要跪将下去,心想这一跪倒,那可再也无颜为人,强吸一口气向膝间穴道冲去,要待跃开认输,朱子柳笔来如电,跟着又是一点。他以笔代指,以笔杆使一阳指法连环进招,霍都怎能抵挡?膝头麻软,终于跪了下去,脸上已是全无血色。这两段描写,充分挖掘了武功的内在艺术性,将一招一式都演绎为艺术表演,也正是对书法中行为的“书写之美”的高度发挥和创造,给人以新鲜的审美享受。正如曹布拉《金庸小说的文化意蕴》中的评论:“把性命相博的武打场面文雅化,不仅避开了侠义小说中打斗场面的感官刺激描写的传统套路,还化解了武侠小说的血雨腥风,别出心裁地营造出一种优雅的、智慧的、知识的、文化的较量氛围”⑷。

  金庸以书法的美学语言来形容书法武功,使书法的静态画面美和武功的动态行为美形成“通感”,具有奇特的艺术魅力。朱子柳“一阳书指”“当真是银钩铁划,劲峭凌厉,而雄伟中又蕴有一股秀逸的书卷气”;以褚遂良楷书《房玄龄碑》为招数时,“以笔代指,招招法度严谨,宛如楷书一般的一笔不苟”;以隶书《褒斜道石刻》为招数时,“笔意陡变,出手迟缓,用笔又瘦又硬,古意盎然”;以大篆石鼓文为招数时,“用笔越来越是丑拙,但动力却也逐步加强,笔致有似蛛丝络壁,劲而复虚。忽然间笔法又变,运笔不似写字,却如拿了斧斤在石头上凿打一般”。描写秃笔翁取意于蜀汉大将张飞所书的《八氵蒙山铭》笔法:“他大喝一声,笔法登变,不再如适才那么恣肆流动,而是劲贯中锋,笔致凝重,但锋芒角出,剑拔弩张,大有磊落波磔意态”。描写张三丰创造“倚天屠龙”书法武功时:翻来覆去地书写,笔画越来越长,手势却越来越慢,到后来纵横开阖,宛如施展拳脚一般。每一字包含数招,便有数般变化。“龙”字和“锋”字笔画甚多,“刀”字和“下”字笔画甚少,但笔画多的不觉其繁,笔画少的不见其陋,其缩也凝重,似尺蠖之屈;其纵也险劲,如狡兔之脱,淋漓酣畅,雄浑刚健,俊逸处如风飘,如雪舞。厚重处如虎蹲,如象步。这24个字中共有两个“不”字,两个“天”字,但两字写来形同而意不同,气似而神不似,变化之妙,又是另具一功。对武功和书法的描写浑然一体,亦真亦幻。

  (二)对于诠释深奥的哲学思想起到了重要的辅助作用。

  严家炎教认为“金庸的武功描写中,更有意义,更应该受到重视的是借武功写出中国文化内蕴的一些深层精神。其中来自《周易》和道家、佛家哲学者尤多”⑸。佛道哲学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人生观、世界观,金庸的小说也深深浸透了佛道思想。佛教说三界众生都深受贪、嗔、痴三毒烦扰,金庸笔下的江湖更是充满了野心、欲望、痴迷和恩怨情仇的地方。金庸在小说中塑造了很多深受佛道思想影响的人物形象,比如石破天、令狐冲、张无忌、狄云、周伯通等等,他们都是性格平和、淡泊名利、与世无争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金庸是通过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将深奥的佛、道思想诠释得非常深刻,易于理解。《侠客行》和《笑傲江湖》中,书法武功正是在诠释哲学思想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侠客行》中,石破天名叫“狗杂种”,身世不明,这些事情在俗人看来无法忍受,可是他却心无挂碍,乐观开朗,乐于助人,从来都没有野心和贪欲,心地如同婴儿般地纯净。正是这样一个不识字、不起眼的小人物,他的思想行为却契合佛家的“扫相破执”和道家的“绝圣弃智”思想。在那些知识渊博的武学大师眼里,石壁上的神秘的古诗图解,包蕴着难以破解的武学奥秘,“这图形的笔法与世上书画大不相同,笔划顺逆颇异常法,”那肯定是神秘的《太玄经》,只有精通蝌蚪文的大方家才能解读。他们倾尽心力用自己的知识积累去解读,却永远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像龙、木二位岛主,竟然花费了四十年的光阴,却毫无所得。石破天连写字画画运笔都该自上而下、自左而右的基本道理都不懂,反而不受任何先入为主的成见影响,直探事物的本源。“原来这许许多多注释文字,每一句都在故意导人误入歧途。可是参研图谱之人,又有那一个肯不去钻研注解?”因此,武学知识致使人们先入为主,对于解读图谱“非但无用,而且大大有害。”禅宗主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认为坐禅诵经不一定会有助于悟得真如,反而会形成“经执”,说明的正是这个道理。石破天练成绝世神功之后,他自己甚至根本不知道,也丝毫没有成为武林至尊之类的非分之想,还惶恐地想向两位岛主尽数说知,决不敢有丝毫隐瞒。通过石破天解读武功秘笈的描写,“扫相破执”、“绝圣弃智”等深奥玄妙的佛道思想,得到了非常生动、非常深刻的诠释。

  《笑傲江湖》是金庸最后一部写到书法武功的小说,金庸对书法武功重新做了思考,通过描写令狐冲和秃笔翁比剑,诠释了技和道的关系。书法和武功深受佛道儒思想影响,本质上属于技艺,却包含了“内外兼修,内功为本;技道并重,悟道为高”的深层哲理。少林拳谱上说:“盖以外功之修练,乃肉体筋骨之事,而内功之修善,实性命精神所皈依。离而二之,则为江湖末技,合而一之,则为神功极致。”《庖丁解牛》中,解牛不过是毫末之技,却有“大道”在焉,只有“技进乎道”,方能“游刃有余”。苏轼在《跋秦少游书》中说:“技进而道不进,则不可,少游乃技道两进也”,主张书家要做到“心手相应,技道结合”。对于一个书法家,笔墨技巧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真正追求的是让手中之技能充分表达心中所想,使心灵获得彻底解放,通过书写来进入自由、圆融、无碍的艺术境界。巴金说“艺术的最高技巧是无技巧”,无技巧不是没有技巧,而是指必须超越技巧的境界,看不出技巧,是道家所谓的“大音稀声”、“大象无形”。金庸提出“以无招胜有招”,以及与“剑招”相对应的概念“剑意”。“无招”不是一点招式也没有,而是指不拘泥、不刻板、灵活多变。令狐冲跟风清扬学剑,除了学得“独孤九剑”之外,更领悟到了“以无招胜有招”这剑学中的精义。“独孤九剑”是敌强愈强,除了精熟剑诀剑术之外,有极大一部分依赖使剑者的灵悟,一到自由挥洒、更无规范的境界,使剑者聪明智慧越高,剑法也就越高。令狐冲和秃笔翁比剑时,以简御繁。秃笔翁对自己的书法武功极为自负,对令狐冲不懂书法微感失望,先跟他解说这一套笔法和招数。令狐冲却想,管你甚么诗词、书法,反正我一概不懂。小说中写道:秃笔翁大笔一起,向令狐冲左颊连点三点,正是那“裴”字的起首三笔,这三点乃是虚招,大笔高举,正要自上而下的划将下来,令狐冲长剑递出,制其机先,疾刺他右肩。秃笔翁迫不得已,横笔封挡,令狐冲长剑已然缩回。两人兵刃并未相交,所使均是虚招,但秃笔翁这路《裴将军诗》笔法第一式便只使了半招,无法使全。他大笔挡了个空,立时使出第二式。令狐冲不等他笔尖递出,长剑便已攻其必救。秃笔翁回笔封架,令狐冲长剑又已缩回,秃笔翁这第二式,仍只使了半招。秃笔翁一上手便给对方连封二式,自己一套十分得意的笔法无法使出,甚感不耐,便如一个善书之人,提笔刚写了几笔,旁边便有一名顽童来捉他笔杆,拉他手臂,教他始终无法好好写一个字。令狐冲不理对方使的是甚么招式,总之见他判官笔一动,便攻其虚隙。“秃笔翁哇哇大叫,不论如何腾挪变化,总是只使得半招,无论如何使不全一招。秃笔翁本来灌注了无数精神力气,突然间中途转向,不但笔路登时为之窒滞,同时内力改道,只觉丹田中一阵气血翻涌,说不出的难受。” 第二十章《入狱》中,金庸借任我行之口批评秃笔翁:“要知临敌过招,那是生死系于一线的大事,全力相搏,尚恐不胜,哪里还有闲情逸致,讲究甚么钟王碑帖?除非对方武功跟你差得太远,你才能将他玩弄戏耍。但如双方武功相若,你再用判官笔来写字,那是将自己的性命双手献给敌人了。” 秃笔翁的判官笔法本来相当可观,偏要在武功中加上书法,虽是好玩,笔上的威力毕竟大减,是将自己性命来闹着玩,这十多年中若在江湖上闯荡,焉能活到今日。高手过招,所争的只是尺寸之间,秃笔翁在临阵对敌之际,也要执着于“技”,拘泥套路,按照书法笔画结构来使武功招数,必定败给“以无招胜有招”的令狐冲。

  (三)有力地丰富了人物形象的塑造。

  金庸小说中,比武打斗与人物刻画紧密结合,人物描写非常性格化、趣味化,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涉及书法武功的人物除石破天外,张三丰、张翠山、朱子柳、秃笔翁都是次要配角,思想和行为兼具文人和武士的特点。就像是NBA中一样,超级巨星只是少数,绝大部分人都是角色球员,他们成不了超级巨星,但是忠实地扮演自己的角色,这些人的性格和行为特色非常鲜明,对他们的书法武功的描写很好地凸显了各自的身份,共同构成了异彩纷呈的人物群像。张三丰是中国武学史上不世出的奇人,在当时的心境下,以临空摹写王羲之《丧乱帖》的方式,来表达内心和王羲之契合的情感,使悲愤的情绪升华成艺术的创造。换句话说,只有在非常典型的中国文化环境中,具备极高中国文化修养的人,才能产生这样纯粹中国式的高雅深沉的举动。他创造“倚天屠龙”书法武功这段描写,使得张三丰和金庸小说中其他的武林高手明显区别开来,富有层次,形象饱满,树立了一个天赋异禀、文武兼资、感情丰富的一代宗师的形象。朱子柳是真正的文人,原来是大理国的状元、大学士,是天南第一书法名家,文武双全。金庸为他量身打造了一路文中有武、武中有文、文武俱达高妙境界的“一阳书指”,所用的武器则是毛笔,“那枝笔,但见竹管羊毫,笔锋上沾着半寸墨,实无异处,与武林中用以点穴的纯纲笔大不相同”,书法之中有点穴,点穴之中有书法,雄伟中又蕴有一股秀逸的书卷气。张翠山身为张三丰高徒,左手使烂银虎头钩、右手使镔铁判官笔,外号叫做“银钩铁划”,他自得了这外号后,深恐名不副实,为文士所笑,于是潜心学书,真草隶篆一一遍习,与张三丰所创武学正好相配。江南四友中的秃笔翁的性格最为鲜明,他们不过是关押任我行的四个看守,如果写成四个彪形大汉,恐怕就没有多少卖点了,于是金庸别出心裁地将他们写成精通琴棋书画的武学名家。秃笔翁的兵刃“是一杆精钢所铸的判官笔,长一尺六寸,奇怪的是,判官笔笔头上竟然缚有一束沾过墨的羊毛,恰如是一枝写字用的大笔。秃笔翁临敌之时,这判官笔上所蘸之墨,乃以特异药材煎熬而成,着人肌肤后墨痕深印,永洗不脱,刀刮不去”,在敌人身上留下永久的耻辱记号,使他终身见不得人,显得颇为自负。秃笔翁和令狐冲比武时,金庸最后写道:每一招仍然只能使出半招,心中郁怒越积越甚,突然大叫:“不打了,不打了!”向后纵开,提起丹青生那桶酒来,在石几上倒了一滩,大笔往酒中一蘸,便在白墙上写了起来,写的正是那首《裴将军诗》。二十三个字笔笔精神饱满,尤其那个“如”字直犹破壁飞去。他写完之后,才松了口气,哈哈大笑,侧头欣赏壁上殷红如血的大字,说道:“好极!我生平书法,以这幅字最佳。”…转头向令狐冲道:“兄弟,全靠你逼得我满肚笔意,无法施展,这才突然间从指端一涌而出,成此天地间从所未有的杰构。你的剑法好,我的书法好,这叫做各有所长,不分胜败。这绝对是一次精彩的书法表演,一个狂放、洒脱的书痴的形象便跃然纸上,让人过目难忘。

  (四)客观上起到了弘扬传统文化的作用。

  纵览19世纪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是可悲的。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文明中心,被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强行纳入了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国的仁人志士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既而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终于从文化上根本感觉不足”(梁启超语),将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归罪于传统文化,于是开展了持续一个多世纪的一场矫枉过正的文化运动。“20世纪中国的主要文化思潮,或者说‘主流意识形态’,是对传统文学的批判、扬弃、轻视、仇恨与否定”⑹。其直接结果就是造成了持续几代人的文化断层。比如从今天的书法面临的形势来看,一方面高等书法教育和书法协会日益发展,另一方面书法同时却面临相当严重的基础危机,中小学中书法教育全面退化萎缩,大部分人丧失了对书法的鉴赏能力。书法是古代文人最基本的文化素养,书圣王羲之是所有文人崇拜的标志性偶像,然而今天,即使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中知道王羲之的恐怕不多,更遑论其《丧乱帖》。而其他传统文化也正面临相同的窘境。陈世骧教授说金庸小说的内涵“惟须读者自身才学修养,始能随而见之”,但是当代中国人对古代文化所知甚少,从文学界的情况看,很多人对这种人文素养的流失习以为常,把自己的无知归罪于别人的渊博,葛红兵认为“金庸是炫耀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的‘贵族’,他迎合没有学问的人的学习要求,把诗、词、曲、赋这些古典文人的亵玩之物发挥到极致,半文半白的叙事语言,给大陆读者形成语体上的陌生化效果,以满足大陆读者的猎奇心理”⑺。从国际视野来看,这种现象是相当浅薄可笑的。美国作家赛珍珠在1938年的诺贝尔奖授奖仪式上的演说中说:“现代中国作家所写的那些小说,过多地受了外国的影响,而对他们自己国家的文化财富却相当无知”⑻。

  严家炎教授认为新派武侠小说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它们具有浓重丰厚的传统文化涵量。举凡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切最具特色的成分,如诗词曲赋、琴棋书画、儒道墨释、医卜星相、传说掌故、典库文物、风俗民情……,无不与故事情节的展开,武技较量的描写,人物性格的刻画,作品题者的展示,相融合渗透,成为有机的组成部分,令人叹为观止。它们构成了新派武侠小说的一大优势,从而使自己在中华民族和海外华人社会中深深扎下根来”⑼。“有华人处就有金庸小说的流传”⑽,“武侠小说长期以来便是华侨教育子女认识中国文化及文字的工具,海外华侨子弟对中国传统知识及历史文化的认识,很大部分得自于武侠小说,武侠小说中想像的中国和中国文化,建构了他们的身份认同”⑾。刘绍铭认为“金庸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尤其是对海外华侨的影响力,无出其右的人”⑿。传统文化不是抽象存在的,金庸在小说中透过人物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审美意趣、伦理道德、言谈举止等具体而多样的形式,将传统文化非常形象、生动地表现出来。金庸像大仲马一样,把历史当作“用来挂自己小说的钉子”,定下了时间空间的框架,布置下某种环境气氛,增进了故事的真实感。《笑傲江湖》中,“梅庄”庄名是由南宋破金的大功臣虞允文题写的,向问天拿范宽的名画《溪山行旅图》、琴谱、棋谱、书法作品等等和江南四友打赌,金庸在出版的小说中都一一附上图片,如棋谱琴谱等以资证明,让读者“多接触一些中国的文物和艺术作品”。金庸通过这些手法,巧妙地将情节钉在历史和文化上,营造了厚重的历史感,令读者看后更添阅读快感,也增加了小说情节的可信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金庸小说在弥补20世纪中国文化断层方面具有积极意义。老子说“反者道之动”,我们用了整整一个世纪来思考文化出路。“打倒孔家店”是五四运动的主要号召,世事沧桑,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古籍、读古书、谈国学重新在中华大地逐步发展起来。今年9月28日,中国政府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了高规格的全球联合祭孔活动,以曲阜孔庙为主祭场,由衢州孔庙、上海文庙、长春文庙、台北孔庙等30多处分祭场组成,以此表示对传统文化复归的重视、支持和推动,也是一次向全世界肯定孔子的行为。历史绕了一个大弯子,又回到了80多年前的起点。但是,这并不是简单的全盘回归传统文化,而是扬弃继承,也正符合马克思所说的事物发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

引注:

⑴陈振濂《线条的世界——中国书法文化史》,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P46

⑵黄简《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10月,P291,韩愈《送高闲上人序》

⑶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P49

⑷曹布拉《金庸小说的文化意蕴》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6月,P282

⑸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P52

⑹陈墨《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P20

⑺葛红兵《不同文学观念的碰撞》,引自曹布拉《金庸小说的文化意蕴》,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6月,P3

⑻吴晓东、计璧瑞《2000’北京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P634,周锡山《再论金庸小说是20世纪中国和世界文学的领先之作》

⑼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P30

⑽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P10

⑾陈硕《经典制造》,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P66

⑿陈硕《经典制造》,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P66

来源:书法纵横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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