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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敦煌学百年辉煌


百年敦煌学百年辉煌

百年敦煌学百年辉煌

一百年前,在中国甘肃敦煌地区,发生了一件人类文化史上的大事,这就是莫高窟 藏经洞的发现。由于这一发现,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门新的国际显学---敦煌学。斗转星移,岁月流逝,值此世纪之交2000年,正逢敦煌藏经洞发现100周年,敦煌学也 将走过百年历程,全世界敦煌学者和关心敦煌的人士都在关注着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

  敦煌是古丝绸之路的咽喉,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主通道。季羡林先生指出:"世界 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 伊斯兰。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这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中 国古代文化的价值由于敦煌文献的发现而更进一步凸现出来,敦煌文献映射的博大精深 的中国古代文明再次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敦煌藏 经洞出土文献,几乎涉及了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各方面,称得上是百科全书式的文献。 敦煌文献中所存早期禅宗文献,古佚经疏、疑伪经典、净土教及三阶教文献,是世所罕 见的佛教典籍,不仅为佛教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而且为佛教经典和佛教史的研究打开 了新的门径。敦煌文献中摩尼教、景教文献的发现,为我们了解古代中西文化交流提供 了重要历史证据。敦煌文献中的历史、地理著作、公私文书等,是我们研究中古社会的 第一手资料。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官私文书,也使敦煌地区晚唐、五代、宋初悄然湮没了 近二百年的历史,再度为世人所知;同时,这些官私文书,都是当时人记当时之事,未 加任何雕琢,完全保存原貌,使人们对中古社会的细节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对研究中古 历史至关重要。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大量古典文学资料更是引人注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变文作为一种新的文学体裁,过去竟不为世人所知,幸赖敦煌变文的发现,才使这一问 题水落石出,从而解决了中国文学史上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敦煌文献中的经、史、子、 集四部书中,有不少是宋代以后佚失无存的孤本,这些佚书重见天日,对中国历史文化 研究的意义自不待言。敦煌文献中的科技史料,则是中国科技史上的一支奇葩,它不仅 使我们体会到古代中国科学技术跻身世界先进行列,且敦煌文献本身就是一部完整的纸 谱,标志着中国造纸术的发展历程。敦煌文献还保存了一些音乐、舞蹈资料,如琴谱、 乐谱、曲谱、舞谱等,它不仅使我们有可能恢复唐代音乐与舞蹈的本来面目,而且将进 一步推动中国音乐史、舞蹈史的研究。敦煌文献始于十六国,终于五代宋初,历时近七 个世纪,因此,敦煌写本也是研究中国书法的活资料。敦煌文献中除大量汉文外,还有 相当数量的非汉文文献,如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龟兹文、梵文、突厥文 等,这些多民族语言文献的发现,对研究古代西域中亚历史和中西文化交流有不可估量 的作用。敦煌文献的丰富内涵和珍贵价值,不仅受到中国学者的极大重视,而且吸引了 世界许多国家的众多学者竞相致力于对它的研究,遂在本世纪形成了一门国际显学--- 敦煌学,在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大放异彩。

  敦煌学是一门以地名学的学科。最早使用"敦煌学"这个名词的是史学大师陈寅恪。 敦煌学最初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新发现的文献及相关问题上,随着研究范围的扩大, 凡与藏经洞文献以及敦煌石窟建筑、壁画、雕塑以至敦煌的历史文化等,都成为敦煌学 的研究对象。


   中国学者是敦煌学的开创者,早在1910年前后,罗振玉、刘师培等著名学者就出版 了第一批敦煌学著作。从二十年代开始,我国学者刘复、向达、王重民、姜亮夫、于道 泉、王庆菽等人先后亲赴伦敦、巴黎抄录和拍摄敦煌文献。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也 开始得到利用,出版了陈垣编《敦煌劫余录》和许国霖《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 由于资料的增加,我国学者的研究也采用多种方法进行多种研究,涌现出一批有价值的 研究成果。如王重民《金山国坠事零拾》、向达《罗叔言〈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 郑振铎《中国俗文文学史》等。

  1944年,在于右任先生的建议下,国民党政府成立了以常书鸿为所长的敦煌艺术研 究所,它标志着中国敦煌学研究从文献扩展到敦煌石窟艺术研究。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 之后,随即开始了对莫高窟的保护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敦煌学研究条件得到进一步改善。1951年,原敦煌艺术研究所 改组为敦煌文物研究所,使敦煌莫高窟得到了妥善保护。六十年代初,通过国际交流, 得到了英国所藏敦煌文献的缩微胶片,改善了研究条件。在此条件下,我国的敦煌学研 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尤其是敦煌石窟艺术的研究、临摹及敦煌文学研究等方面,更是走 在世界前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由王重民、刘明恕等合编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 (1962年),这部索引包括了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简目、斯坦因劫经录、伯希和劫 经录、敦煌遗书散录四部目录,是我国学者所编的一部较完全、较准确的工具书,反映 了半个多世纪敦煌文献研究的成绩,至今仍是敦煌学研究者必备的工具书。

  改革开放20余年来,以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季羡林和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段文 杰为代表的中国学者,不懈努力,开拓进取,中国敦煌学研究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 首先,我国的敦煌学研究机制日益完善。为适应敦煌学发展的形势,1984年1月,在原文 物研究所的基础上,扩大编制,增加经费,成立敦煌研究院。目前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 敦煌学研究实体。1983年8月中国敦煌学吐鲁番学会的成立,成为联络、协调全国敦煌学 研究的学术团体;在人才培养方面,除专门设立的硕士、博士点外,全国各地高等院校 招收的硕士、博士生,也有专门以敦煌学为研究方向的。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中国敦 煌学的研究队伍日益壮大,形成了老中青三结合的研究队伍,中青年专家正成为敦煌学 研究的主力军。

   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研究成果大量涌现。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学者不断开拓敦煌学 研究的领域,敦煌学研究的范围还进一步扩大到自然科学领域,我国敦煌学研究形成了 领域广阔、结构庞杂,功能多样,个性独特的学科群。其中一些研究领域形成了完整的 体系,在敦煌石窟考古、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历史地理、敦煌社会史等方面的研究,明 显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在文献的整理刊布方面,九十年代以来,先后影印出版了各种文 献。由于大量原始文献的公布,使敦煌学文献的分类整理成为可能。目录编纂方面,则 有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编《敦煌劫余录续编》等。

  敦煌学研究成果,大多散见于全国各大学、国家文物局、中国社科院编辑的期刊和 书籍。近年出版的一些著名敦煌学研究者的纪念文集和1983年以来的历次敦煌学研讨会 的论文集中,都有大量的论文问世。个人的研究专著,更是数以千计,需要专门的目录, 才能一一罗列清楚。

  在敦煌石窟考古方面,二十余年来我国敦煌学研究者在石窟编号和内容调查、登录, 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石窟遗址和洞窟的清理发掘,石窟的断代与分期研究,敦煌石窟内 容研究,敦煌石窟与历史研究诸方面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1988年至1995年对莫高窟 北区长达700米崖面上已暴露和被沙掩埋的全部洞窟进行清理和发掘,揭开了北区洞窟的 神秘面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自1983年以来,先后举办了6次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 敦煌研究院也先后举办了5次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对推动我国敦煌学的研究,起了十 分重要的作用。中国敦煌学者多次去国外进行学术交流和艺术展览,国外学者也来我国 进行敦煌学的研究和交流,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大量翻译介绍到中国,与中国敦煌学 界的学术交流呈现出空前活跃的局面。

  除中国大陆外,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也活跃着一支敦煌学研究队伍。 法国的敦煌学研究,在欧美国家中一直居领先地位。伯希和在1920-1924年还发表 了六卷本《敦煌石窟》图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敦煌学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研 究成果大量出现。法国方面还于近年整理刊布了《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对敦煌学研 究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对敦煌文献中少数民族文献的研究,是法国敦煌研究的一 大特色。拉露小姐对藏文写本的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论文。 在回鹘文、于阗文研究方面,首推哈密顿1986年出版的《9-11世纪敦煌回鹘文写本汇编》, 是近些年来回鹘文献研究的最大成绩。法国敦煌学研究机构和学者,仍在继续进行敦煌 文献的整理刊布与研究工作。

  英国也是敦煌文献和文物收集的重要地方,斯坦因第二、第三次中亚考察的正式报告 《西域考古图记》和《亚洲腹地考古图记》中就收录了他本人和当时各方面学科的专家所 做的研究成果,敦煌各类写本和绘画分别由各科的专家进行全面整理和研究,汉文写本方 面的代表是翟里斯和魏礼。《剑桥中国史》的主编之一特威切特是英国当代敦煌学的代表 人物。近年来,英国与中国合作出版了《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收录了不 列颠图书馆、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和英国博物馆所藏全部汉文社会文书及绢纸绘画上的汉文 题记。汉文文献之外,敦煌藏文写本早年主要由托玛斯负责整理。在于阗文文献研究方面, 剑桥大学的贝利做了全面的收集整理,成绩斐然。美术研究方面,英国博物馆的韦陀同日 本讲谈社合作,将斯坦因所获西域敦煌艺术品整理出版了一部三卷本的《西域美术》,对 敦煌艺术的研究帮助很大。

  俄罗斯(前苏联)有计划地开展敦煌学研究,是从1957年在列宁格勒东方学研究所设 立敦煌学研究组开始的,代表人物是孟列夫和丘古耶夫斯基。近年来,俄国方面与上海古 籍出版社达成协议,在中国大陆陆续出版《俄藏敦煌文献》,鄂登堡早年考察敦煌的笔记 也即将出版,这将更进一步推动国际敦煌学研究。

  日本的敦煌学研究始于1909年,二战以前,日本的敦煌学研究主要是收集、整理和刊 布资料,从五十年代中开始,因为找到了一度不知去向的大谷文书,又得到伦敦、北京所 藏敦煌文献的缩微胶片,日本的敦煌学研究进入又一个高潮,《西域文化研究》被誉为是 包括敦煌学在内的日本中亚研究的金字塔。日本敦煌学不仅研究敦煌文献,而且还研究敦 煌石窟艺术。七十年代以来,在获得更多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日本的敦煌学研究向更深、 更广的方面发展,并在佛教研究、社会经济史研究和法制文书研究等方面形成日本敦煌学 的特色。从1980年开始编纂并陆续出版的13卷本巨著《讲座敦煌》,是一项大规模的集体 合作研究成果,日本几乎动员了全国的敦煌学学家,因而《讲座敦煌》是一部质量上乘, 全面综合敦煌学研究成果的著作。匈牙利、荷兰、挪威、瑞典、意大利、德国、美国、加 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韩国、印度等国,都有多少不等的学者在从事敦煌学研究,从 而在世界范围内形成敦煌学研究的热潮。

   回眸百年敦煌学历程,敦煌学研究从小到大,从零到系统,从无序到有组织、有规划, 研究保护相得益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如果说敦煌学以丰硕的成果为过去的世纪画 上了圆满的句号,那么,2000年藏经洞发现百年之际,将是新世纪敦煌学更加辉煌的奠基礼。

  (一)新的世纪,在方法上要多视角,更大范围内采取多学科相互交叉,渗透、对比的 方法,拓展研究领域,寻找突破口,推动敦煌学研究向纵深发展,这将是本世纪敦煌学的 主要任务。
  (二)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通过电脑,更逼真、更形象地模拟和表现一些成果, 利用电脑对破碎的文献进行缀合,而将各种资料制成专用大型数据库,将大大方便研究 者调用和信息传输交流。  (三)在敦煌文献研究方面,首先继续调查、收集藏经洞散失文物,真正搞清楚藏经 洞出土文献的准确数字;其次,要系统总结百年来敦煌文献研究成果,出版一批系列专 著和系统的著作,以及敦煌社会历史文书大全或汇校本,全面反映多年来研究和识读、 校译、注解的成果,为研究者提供一个准确、权威的敦煌文献读本;第三,加强研究力 度,如佛教美术、敦煌音韵、敦煌神秘文化、少数民族语言文献、敦煌社会思想文化、敦煌民俗等。
  (四)石窟艺术研究方面,要把敦煌石窟艺术研究置于整个世界文化传播和发展的大 潮流以及佛教文化传播圈大背景下研究敦煌石窟艺术的发生、发展和传播;要联合全国 各地的石窟单位和美术史家,从宗教和世俗文化传播的角度,围绕佛教东渐的时代、传 播方式、脉络等问题,展开全面、系统的研究,解决敦煌艺术在中国美术史中的地位以 及敦煌艺术史研究薄弱的问题,概括出敦煌艺术的特点和由来;要从思想史的高度研究 敦煌石窟艺术所体现的各个时期人们的心灵轨迹;组织国内外的专家,通过整个佛教东 传路线上一切佛教石窟及其美术的比较研究,揭示艺术发展、变化的脉络和规律。惟有 如此,才能将石窟艺术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五)在敦煌石窟考古研究方面,首先要进一步做好敦煌石窟资料的整理工作,在此
基础上,加大专题研究的力度。加强对个体洞窟的基础研究,必须置于中西文化交流的 大背景下进行研究,找出敦煌石窟自身的特点和价值。只有去攻克重大研究课题,使石 窟研究有新的突破。保护好敦煌石窟以及壁画,这是进行深入研究的前提。利用高科技技术,将壁画存 储于计算机当中,可以通过上网做到资料共享,使全世界的学者都可以调用壁画,进一 步推动石窟研究。
  (六)创造敦煌学新的辉煌,人才是关键,近几年,随着敦煌学硕士点和博士点的相 继建立,培养人才走向有计划的专门道路。采取送出去,请进来的方法,向世界各地输 送敦煌学研究人才。
  (七)文化的普及是敦煌学繁荣的基石。近年来,在敦煌文化的普及上做了不少工作, 如敦煌文学、艺术的创作,敦煌医学的临床应用、敦煌系列的艺术品、工艺品等的创作 等,但还远远不够。在敦煌文化的宣传上努力不多,存在着片面认识。敦煌文化是人类 的共同财富。文明要延续,仅靠学者们的研究是不够的,它需要将根深植在大众当中。 只有大众喜欢敦煌文化,对它感兴趣,基础雄厚了,敦煌学发展繁荣的天地才会越宽。
  (八)"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作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只有各国学者共同 努力,才能实现新的突破和发展。为此,世界各地学者间要加强合作与交流,资料共享、 共同承担研究课题,创造一些合作的机会和条件,互相促进,共同实现学术繁荣。
  (九)随着西部大开发的逐步实施,人们对西部的关注会越来越多,西部深厚的文化 积淀,神奇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对外界无疑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敦煌学研究要为西 部大开发服务,也是新世纪敦煌学责无旁贷的任务。敦煌学是一门年轻的学问,在新世 纪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敦煌学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并存。我们相信,敦煌学的明天将 更加美好。 图为修缮一新的莫高窟九层楼(第96窟)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0-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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