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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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和平 孟宪实
如今的藏经洞（１７窟）被一道加锁的铁栅门封闭着，内里空荡荡的，由一尊洪 （音"辩"）大和尚的塑像镇守着。
榆林窟第２５窟北壁西侧 藏经洞和洪 像
《弥勒经变之耕嫁图》 洪 是晚唐敦煌的佛教领袖，职务是"河西释门都僧统、知沙州僧、政法律三学教主"。１６窟即是他所主持开凿的，１７窟原是寺庙的"廪室"（存放粮食的地方），在他去世后被改建为他的纪念堂（影窟）。纪念堂被用于藏经时，他的彩塑法身被挪走，藏经洞被搬空的许多年后，他才重回本座，继续他的沉思默想。不过，无论他怎样想，也想不通这段时光中都发生了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 斯坦因进入藏经洞的时候，洞中所有的材料原来都是分类包在两种包裹皮中的，一类是所谓"正规的图书包裹"，总共有１０５０个装汉文卷子的包裹，每包平均装１２个卷子，还有８０个装藏文卷子的包裹；另一类是所谓"杂包裹" ，梵文、于阗文、藏文的贝叶形写本和回鹘文、粟特文卷轴以及绢纸绘画、丝织品、修补佛经或佛画的文书、废纸、木棍等等，都分类装存。
抗日战争的１９４２年，在寒冷的敦煌莫高窟，北大教授向达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我们之所以不甘为奴为隶，情愿忍受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困苦，来奋战求存，为的是什么？还不是为了我们是有历史有文化的民族，我们有生存的权利，我们也有承先启后的义务。"莫高窟是祖先留下的老照片，在祖先的精神世界里，我们总可以多少发现一点自己今天的影像。藏经洞留下的是祖先的残破的日记，翻检一下，那也是我们自己的宝贵历程的一部分。从藏经洞到莫高窟到敦煌学，一百年了，敦煌的学者们，一点一滴地恢复着人类的记忆，如同征服太空一样扩展着我们历史的空间。
藏经洞封藏之谜
藏经洞发现以后，中外学者对于这个宝藏的研究就没有停止过，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这些宝物为什么封藏起来？因为发现了一些碎纸和残卷，一个流行很久的说法是废弃说：敦煌某个寺院的废弃物，长期堆放，最后无法处理这些神圣物品，就封存起来（斯坦因）。另一个说法认为是西夏的军队进攻敦煌，为了避免这些经卷遭受战火，所以提前封存起来，此为避难说（伯希和）。
最新的说法是荣新江教授提出的。藏经洞就是当初敦煌三界寺的图书馆，而这个寺院在敦煌并不是最大最好的寺院，为了年久失修的经卷，在一个纸张缺乏的时代，他们必须经常收集这种纸张（包括废纸）用来对经卷的修补，而事实上也确实存在着这样的当时修补的经卷。另外，从外国探险家保存下来的藏经洞照片来看，藏经洞里的经卷是有序存放的，经卷都是用经帙（一种包袱皮）捆扎好的，甚至可以看到用千字文顺序作出的标示。这就否定了废弃之说。为什么封藏呢？以往的西夏进攻说是有问题的，因为用错了证据，把黑城出土的文书当成了敦煌出土的文书。新的说法是与新疆有关的。以新疆喀什为政治中心的喀拉汗王朝与信仰佛教的和田的战争，前后持续了三十年。当时的和田与敦煌关系密切，和田的佛教僧侣逃亡敦煌的大有人在。和田发生的战争在敦煌引起恐慌，于是在公元１００６年左右，三界寺为了保全寺内最重要的财产，提前把自己的图书馆封藏起来。虽然后来喀拉汗王朝并没有打过来，但敦煌很快也陷入混乱，于是藏经洞一直封存着，直到忙忙碌碌的王道士走进来。这个说法的诱人之处不仅在于使用了新的证据，而且暗示着今后敦煌考古的美好前景，因为当时敦煌佛教寺院众多，采取相同措施的不应该只有三界寺一家。这就是说，敦煌可能还有未发现的藏经洞。
敦煌学的视力范围
陈寅恪先生１９３０年为陈恒先生所编《敦煌劫余录》作《序》，第一次使用"敦煌学"概念，其含义是指对敦煌藏经洞出土文书的研究。如今越来越多的学者把敦煌学的内涵扩大到敦煌乃至吐鲁番和丝绸之路沿线出土的所有文物和文献。被公认的敦煌学研究对象有：敦煌石窟遗书，包括藏经洞遗书、第４６４窟的回鹘文写本、土地庙发现的经卷，统称敦煌遗书、敦煌卷子；敦煌石窟艺术和考古，敦煌石窟不仅指莫高窟，还包括安西榆林窟，东千佛洞、西千佛洞等八处石窟；敦煌地区的许多城址、关址、古代墓葬、出土的汉晋木简（从１９０６年到１９９２年，敦煌共出土九批木简２５０００余枚）。西方学者常常把１９０７年斯坦因的"发现"作为敦煌学的开端，这是中国学者所不能接受的。
佛经"别藏"
藏经洞打开的是一个信仰和经典的时代。９０％的佛教经典，说明了藏经洞的性质，一个时代的特征也尽数展现。佛教为中国文化输入了第二次动力，而佛教留下的经典却是中国最完整最大量的经典。但是，藏经洞使我们了解到传世佛教经典的许多缺陷。传世经典因流传太久，错误不能避免，现在可以靠敦煌经典校正。在唐武宗灭佛的时候，敦煌还在吐蕃的统治之下，所以敦煌保存了许多中原已经毁灭的经典。在中国佛教的发展史上，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定式，重视域外翻译的经典，轻视中国人自己的研究著作，于是这种被称作"别藏"的佛教著作大多散失无存。实际上，这正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证据。现在，相关研究，全靠藏经洞保存的别藏资料了。中国佛教宗派的如天台宗的经典《天台分门图》、《天台四教义》等，因为晚唐五代破坏严重，也只有在敦煌才被保存下来。禅宗经典也有类似经历，所以敦煌也都有同样的补充。在一个信仰时代，与经典相关的事情都可能变得神圣，一些经典的抄写本身就是艺术品，如严整的１７字一行，精美圆畅的楷书作品Ｐ３２７８《金刚般若经残卷》。
"道士文书，并无用处"
道教是在外来佛教的刺激下迅速成长起来的中国宗教。为了与佛教抗衡，道教也制造了很多自己的经典。在敦煌，道教经典不到五百件，但仍然透露出道教在唐代兴衰的重要信息。唐朝皇帝姓李，与道教老祖李耳同宗，所以特别推崇道教。藏经洞的道经卷子，字迹工丽，且纸质优良，但背面多用来写佛经。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敦煌通往中原的道路不畅通，纸源紧张，另一方面也说明道教在敦煌的地位下降。斯坦因藏３０７１号卷子，正面是道家为皇帝祈福文，反面是僧人写的佛典流通录，中间还有一行文字："道士文书，并无用处。"
"天宝二年写了也"
在信仰的时代里，儒家也被当作宗教对待，甚至有儒释道三教概念。藏经洞里保存了一批失传的儒家经典研究著作，是最令中国学者兴奋不已的事情。《尚书》是儒家最早的经典之一，自从汉武帝时代得到古文尚书以后，汉武帝命令孔安国用隶书撰写了《隶古定尚书》，唐朝天宝三载（７４４年）用流行楷书写出以后，隶书原本渐渐失传，到宋朝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没想到，敦煌竟然保存着，而且是"天宝二年八月十七日写了也"，正是以楷书抄写的前一年，珍贵程度可想而知。《孝经》也是儒家的重要经典，东汉儒学大师郑玄曾经作注，但南宋以后就失传了。现在，《孝经》在藏经洞里又出现了。《论语郑氏注》也一样是个奇迹。本来，郑玄的《论语郑氏注》在南北朝时期的北方是很流行的，五代以后佚失。藏经洞再次奉献，使我们有机会见到连司马光、朱熹都没见过的古代著作。
摩尼教残经
波斯人摩尼在三世纪创立的摩尼教，从伊朗地区一直传播到北非、欧洲、小亚细亚、中亚一带，并从中亚传入中国。在摩尼教传播的地区，多有各种文字的摩尼教经典发现。汉文史料中虽也有摩尼教的记载，但没有任何实物发现，于是敦煌藏经洞再次出来填补空白。１９１１年，伯希和与他的老师沙畹以《中国发现的摩尼教经典》为研究题目向世界宣告了这个消息，这就是《摩尼教残经》。此外的发现，还有摩尼教徒举行仪式时诵唱的赞美诗《下部赞》，讲述摩尼教历史和教义的《摩尼光佛教法仪略》等。全世界都兴奋起来，这些经典很快就有了多种文字的翻译。
看图讲故事
有一种称作变文的通俗文学形式，也与佛教有关，因为可能来自佛教的俗讲。这是一种讲故事的方式，把散文和韵文结合在一起，介绍佛本生故事或者佛经故事，也是一种宗教宣传的方法。当然，变文不只是佛教内容，讲历史故事的变文就与佛教无关了。
讲故事的时候，讲演者还经常准备一些道具，最有意思的是一种图画，这就叫做变相。演讲者一边指点着画面，一边讲解图画的内容。讲演者讲到关键处， "当尔之时，道何言语？"一边引导着观众看图，一边唱出一段韵文。这种看图讲故事的方式据研究来源于印度，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这样的图画跟现在的连环画差不多，画面与画面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演讲者不只是讲，而且又演又唱，于是这与中国的戏剧起源又产生了纠葛（Ｐ４５２４）。唐代的户口本
唐太宗热爱王羲之和王献之的书法，当时就有许多故事流传。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民间对二王书法于是就达到了崇拜的程度。敦煌出有王羲之的草书临帖三种，虽然字数不多，亦足称珍品了（Ｐ４６４２、Ｓ３７５３）。王羲之的兰亭序，是王羲之书法的代表作，当时民间模仿太多，致使这帖"天下第一行书" 有的时候不是被用来学习书法，而是用来习字（Ｐ２５４４）。至于欧阳询的《化度寺塔铭》，传世的拓本有多种，但因为原石早失，多次翻刻难免失真，敦煌出土的唐拓，当然要比传世的拓本更接近原作了（Ｐ４５１０）。唐太宗不仅热爱书法，他自己据说也写得一手好飞白。但是，唐朝以来，人们只是听说过没见过，现在敦煌出现了他的《温泉碑铭》的拓本，真正是今人的眼福不浅（Ｐ４５０８）。
唐太宗的书法
唐朝法令规定："诸户籍三年一造，起正月上旬，县司责受实、计账，赴州依式勘造，乡别为卷，总写三通。"一家之主每年正月把自家的户口和土地情况按要求填写，这就是"手实"，手实的最后有一段保证词，保证自己的填写是如实的，若错误，愿意接受法律惩罚。一个乡的手实粘在一起，里正也要写上保证词。在唐代，法律对于户口统计出错是有明确量刑规定的。这样的户籍，县里保存，州里保存，尚书省的户部也有保存。唐朝的制度是一年一造计账，三年一造户籍。但是，具体的户籍样式从没有见到过，而敦煌出土的唐代户籍给出了这方面的知识。唐朝的户籍，基本上分成两个部分，一是户口，记录户主及其家人（包括奴婢）的姓名、性别、年龄、身体状况和身份，下面是生、死、逃亡等注释。二是土地，记录应受田、已受田和未受田的数量，已受的永业田、口分田的位置和四邻。
古代的"妇联"
"显德六年已未岁正月三日女人社因兹新岁初来，各发好意，再立条件。… …父母生其身，朋友长其志，遇危则相扶，难则相救。结交朋友，世语相续，大者若姊，小者若妹，让语先登。立条件已后，山河为誓，终不相违。"斯坦因藏５２７号卷子，是女人社的结社公约。
民间结社是一个渊远流长、广泛存在的传统。唐宋时代，在许多地方有民间结社，而敦煌是留下资料最多的地方。结社的规模大小不一，多到百人，少则几个人，可以因缘各种情况，邻里之间，同行之间，女性，亲戚，官人，军人等都可以结社。结社采取自愿原则，凡参加者都必须保证接受社的规章制度。这些规章制度称作"社条"，由全体社人开会制定（称作"商量"），社中的重要事项，包括选举社官、权利义务的规定等都在社条中有明确说明。日常事务由社官根据社条负责，遇到社条中没有的新情况，召开社人大会商量。社中一切事务实行公开原则，收支不论大小都有当时的票据和账目。敦煌文书中有一种是"社条文样"，可以说明结社以及社的管理制度是普同的。因为民间的这种结社，主要是民间自助性质的，对于社会安定有很好的维系作用，所以政府是一切不问或者支持协助。（Ｓ６５３７社条文样）
《放妻书》
敦煌文书记录当时的结婚礼仪实在是太复杂了，从通婚书的传递，到婚礼的完成，这中间的过程专家要写厚厚的专著。有意思的是当时的洞房不是现在这样的一个房间，而是一种帐篷（叫"青庐"），设在房间的西南角的"吉地"之上。新郎新娘，"同牢盘（新郎新娘用同一个盘子吃肉），合卺（ｊｉｎ）杯（用同一个葫芦做的瓢饮酒），帐中夫妻左右坐。"这种婚礼来自很古老的传统，又明显地受到北方少数民族习惯的影响，不仅敦煌如此，中原也如此。（第３６０窟的青庐图）
结婚是喜事，离婚则令人感伤，但白头偕老毕竟不是人人都能实现的梦想，所以中途分手的事就在所难免了。丈夫写一道《放妻书》，双方父母亲戚认可，婚姻即宣告结束。"三年结缘，则夫妇相和，三年有怨，则来仇隙。今已不和，想是前世怨家。"这道《放妻书》写明要给妻子提供三年衣粮，最后不知道为什么还喊了一句"伏愿娘子千秋万岁"。人类在情感上的无奈真是万古长青的课题啊。（Ｓ６５３７）注：Ｐ为伯希和藏品的编码，Ｓ为斯坦因藏品的编码。
(南方周末8月1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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