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楹联的发展史-楹联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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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事物都不是突然出现的。单就对联的形式而言,它的渊源可以到《诗经》(公元前5世纪)、《楚辞》(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中的对偶句,如“冬日烈烈,飘风发发”(《诗经 四月》);“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采薇》);“石濑兮浅浅,飞龙兮翩翩”(《楚辞*湘君》);“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如”(《楚辞*少司命》)等等。特别是汉魏六朝诗赋,有大量的对偶句式和骈体格式,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严密工整的唐代格律诗,其中的颔联(第三、四句)和颈联(第五、六句)实际上就是对联的形式,如“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王渤《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使至塞上》)、“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崔颢《黄鹤楼》)、“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杜甫《登楼》),等等。此外,唐代还流行一种联句活动,即两个人以上在一起互相对句。这种对句已经突破五、七言的格局,短的只有一个字,长的可以到九个字或者更多。如中唐时的严维等八人有一次在一起对句,从一言对到九言:比如,一人说“东”,另一人说“西”;一人说“步月”,另一人说“寻溪”;以此类推:“鸟已宿,猿还啼;狂流碍石,迸笋穿溪;望望人烟远,行行萝径迷;探题只应尽墨,持赠更欲封泥;松下流时何岁月,云中幽处屡攀跻;乘兴不知山路远近,缘情莫问日过高低;静听林下潺潺是湍濑,厌向城中喧喧多鼓鼙。”因此,我们不妨这样认为,作为对联的形式,整齐对仗的上下联句在公元3世纪到公元9世纪的晋唐时代已经形成,但题写在门口的桃符上,成为新春佳节时的一种装饰艺术,或许是公元10世纪以后的事。

如果说楹联的形成在公元10世纪的五代,那么它的发展则在公元10世纪到公元13世纪的宋代,而它的普及和兴盛却在公元14世纪到公元19世纪的明、清两代。有足够的资料表明,楹联作为点缀生活环境的艺术作品,在宋代已为文人学士们所广泛接受和喜爱,并且形成一种题联的风气。一些文人通过题联来表达自己的志向和感情,有的则装饰于自己的厅堂,以显示自己的高雅和风范。有的则题写在书院、寺庙、园林,以烘托建筑物的气氛。北宋的苏轼和南宋的朱熹都是很喜欢题联的。据载,苏轼在黄州,除夕访友,在友人门上题联云:“门大要容千骑入,堂深不觉百男欢。”至今民间流传的苏轼巧对的故事相当多。《朱子全集》所载朱熹题写的对联也不少,如“日月两轮天地眼,诗书万卷圣贤心”,很能反映朱熹的哲学见解。元代楹联已悬于殿堂酒楼。据载,元世祖忽必烈召赵孟頫北上京师,过扬州明月楼的时候,主人请他题联,他挥笔云:“春风阆苑三千客,明月扬州第一楼。”到了明代,由于明太祖朱元璋在除夕下旨,命城中各家均挂春联一副,然后微服出访,见一家屠户门前未挂,询问原因,主人说没人题写。他就提笔写了一副:“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据说他还数次题联赐给大将徐达,其中有一联云:“始余起兵于濠上,先崇捧日之心;逮兹定鼎于江南,遂作擎天之柱。”

清代是楹联创作的全盛时期。南怀瑾先生早已将“清对联”与唐诗宋词元曲相提并论,更有学者认为,“清代的主流文体是楹联”。可以认为,孙髯翁的昆明大观楼长联和梁章钜的《楹联丛话》(公元1840年)是清代楹联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楹联已经成为可以与诗词曲赋骈文媲美争妍的独立文体。从此,文人学士以楹联赠答,用对联作文字游戏,考验对方的智力,成为一时的风尚。这时,楹联的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形式上看,出现了许多长联,一联多达数百字,有的甚至达千余字;从内容上看,它可以表示志趣,表示喜庆,也可以表示哀悼,表示讽刺,但在民间广泛流行的还是表达喜庆的春联,因为它已经成为春节习俗的组成部分了。

(作者:程裕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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