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汉时期的社会经济与货币流通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经济上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有效的措施：以秦京咸阳为中心，在全国修筑驰道；通水路，大兴水利工程；去险阻，发展交通；统一货币制度器具；大移民，开发落后地区；明确规定土地归个人私有，从而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西汉时期的社会经济

秦亡以后，项羽与刘邦发生矛盾，双方进行了长达四年的楚汉战争，最终以刘邦获胜、项羽自刎于乌江而告结束。刘邦在秦王朝的废墟上，建立起又一个新的封建王朝——西汉。

农业生产的发展  西汉时期铁农具的使用已相当普及，考古发现有西汉铁农具的地区遍及今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的各个省份和辽宁、福建等边远地区。铁犁的发现证明我国使用此种农具的时间比欧洲早1000年左右。当时的耕作方式以牛耕为主，用二牛抬杆的形式耕地，也有马耕。赵过总结和推广的“代田法”和耧播技术是当时的一种先进的农业生产方法。《氾胜之书》详细记录了当时农业生产的经验。

兴修水利  西汉时开凿了大量的水渠，其著名者有利用黄河水的漕渠、白渠等。还创造了井渠法。汉武帝时修治黄河也是一项重大功绩。

手工业的发展  西汉一代的冶铁业有很大的发展，到西汉后期，铁器皿和铁兵器基本上代替了铜器皿和铜兵器。铁器品种很多，冶铁技术有很大进步，发明了淬火技术。纺织业中以丝织业最为进步，有国营与民营之分，国营主要为皇室和官府织造服装。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的大量随葬丝织品是当时织造技术水平的最好实证。西汉的漆器制造业也有很大成就。西汉政府在蜀、广汉等郡设有工官，专门制造供王室、贵族使用的漆器。漆器制造工序繁多，技术复杂，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大量的漆器，反映了当时漆器制造工艺的最高水平。

商业的发展  西汉时期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十几个大的经济区。长安是关中地区的经济中心。邯郸、临淄、陶（今山东定陶）、睢阳（今河南商丘县南）、江陵（今湖北江陵）、吴（今江苏苏州）、寿春（今安徽寿县）、番禺（今广东广州）、宛（今河南南阳）、洛阳、成都等地都是所在地区的经济中心。这些城市对相应地区的经济起着沟通有无、调剂多寡的作用。各大城市之间有大道和河渠通连。西汉时期商业经营的范围极广，商品种类繁多，据史书记载，当时市场陈列有几十种商品。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中小城市的兴起，交通运输业也随之发达起来。在南方考古发现中，经常可以看到木制或陶制船舶或车的明器。同时，考古发现中还经常见到玻璃、琥珀等物品，有的明显是从海外输入的，可见当时海外贸易也相当活跃。

汉高帝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在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建立制度，提倡俭朴；招集官僚，使得官得田宅的满意；压抑商贾，不准着丝织衣服，赋比常人加倍。西汉初年到“文景之治”的60多年内，社会经济不仅逐渐恢复，而且走向了发展，出现了一种繁荣富庶、国库充足的景象。在农业方面，铁制农具已推广到中原以外的很多地区；兼用马耕和牛耕，但主要是牛耕；农民已有“深耕溉种，立苗欲疏”的经验；水利事业也很发达，开凿了许多渠道，形成了一个水利网；全国有1200多万户，5950多万人，垦田827多万顷。当时已有较大规模的官营和私营手工业，农村的小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已遍及全国，规模大的有煮盐业、冶铁业，朝廷拥有的手工业，制成品专供皇室用，有些地区民间手工业特别兴盛。当时，官营商业规模巨大，以京城为中心建立起全国范围的商业网，各地货物得以大量流通，私营商业也有很大发展，国内商贾往来，不征关税，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有无，各得所求。由于官营和私营商业的发展，全国出现了许多大城市，长安是全国的中心商市。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是各个地区的中心商市，当时对国外的贸易也有很大发展，对外贸易有陆海两路，陆路贸易在边境关市上进行，海路贸易多数从今广东沿海出发。

东汉时期的社会经济

东汉时期，由于官府比较重视改善社会状况，解放奴婢，兴修水利，社会秩序渐趋稳定，长期逃亡的人口多回到故乡，重整家园，农业生产由恢复而发展，到汉明帝刘庄时为东汉时期最富庶、最安定的时期。

农业生产的发展  东汉时铁制农具的种类和西汉基本相同而略有增加，主要在器形方面有很大改进。比如铁犁的锋部角度缩小，刃部加宽，利于深耕、快耕、翻土和碎土。牛耕这时更为普遍，还出现了全铁曲柄锄头和镰等新农具。东汉时期官府与郡守县令都比较重视水利设施的兴修，对西汉后期以来长期失修的黄河和卞渠进行了修治，使黄河改道给下游造成灾害的情况得到改善。各地还开凿修复了一些渠道，对农田的灌溉和交通运输都起到了很大作用。还利用水力进行生产，其中主要是水碓和水排，水碓为粮食加工工具，水排鼓风用以冶炼钢铁。东汉末年还发明了翻车和渴乌，是很先进的汲水工具。

地主庄园  西汉后期以来，地主阶级的上层，即豪强大地主，多以庄园的形式剥削压迫农民，世代称霸一方，称为世族和豪族。至东汉时，他们又成为新贵族，疯狂地侵占土地，蓄养奴婢，其庄园占有大量土地，庄园内的农民实为农奴，庄园的生产以满足地主生活需要为主，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庄园修有坞堡，养有部曲家兵，这些私人武装平时为豪强看家护院、巡警守卫，战时则跟随豪强打仗。崔实所写的《四民月令》，详细具体地反映了地主庄园的经营情况，大量的考古资料特别是在东汉晚期的墓葬中，也经常可以看到这种地主庄园或坞堡的模型。

手工业的发展  东汉时期重要的手工业有煮盐、冶铁、铸铜、漆器、纺织、造纸等，大多以私营为主，生产技术均较西汉时有所进步。

冶铁业  主要生产兵器、车马器、农具、手工工具和日常生活用具。南阳地区的冶铁工匠发明了水力鼓风炉（即水排），利用河水冲力转动机械，这种水力鼓风炉的发明，是冶铁技术史上的一大进步。东汉冶铁技术的另一重大成就，是低温炼钢法的发明，这一技术的发明和推广，使钢的使用普遍化了。

铸铜业  这时的铸铜业仍有所发展，铸铜作坊遍及全国，主要生产生活用具，制作精巧，还有鎏金、错金银等工艺的运用。

造纸业  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来看，造纸术的发明是在西汉。东汉和帝时，蔡伦总结前人的经验，发明了用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等作原料造纸，并在纸浆的化学处理和漂白等关键工艺上有重大突破，使造纸业得以广泛推广。

商业的发展  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品生产较多，但由于地主庄园的普遍存在，自然经济特点突出，对商业的发展有所限制，所以东汉商业发展的特点是既发展却又不很兴盛。这时商品比西汉多，市场亦有所扩大，城市中都设有交易商品的市。商品交换关系的发展促进了交通事业的发达，中原地区的陆路和水路交通都有新的发展，中原与边疆地区的交通也有所发展。南方地区也出现了新的经济发展地区，太湖、钱塘江流域、鄱阳湖、洞庭湖周围地区及成都平原一带都成为新的商业发展地区。东汉时期，民族间和官方组织的定期或不定期的商业交换，叫做“合市”或“互市”。合市在西汉已出现，东汉时汉与匈奴之间定期合市。

秦汉朝时期的货币流通情况

秦汉时期的货币流通情况最显著的的特点是出现了货币贬值。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货币贬值现象，因为在秦汉时期，国家货币的单位价值与以前比较，有一段时间都是在下降，所以我们把它称为“秦汉时期货币贬值现象”。

首先，从秦王朝末年到汉高祖刘邦当权的这二十多年期间里，出现了货币贬值现象。秦朝末年（公元前210—前190年左右），统治阶级不惜亿万资财，征用几十万民工，为皇帝修建了一座又一座穷工极巧的地上宫殿和地下宫殿（陵墓）。为了削刮民财，当时秦朝征收的赋税，相当于春秋战国前的二十倍，派给农奴阶级的徭役，相当于春秋战国前的三十倍：农奴们不仅要向皇室缴纳粮食，捐献贡物，就连农民收获的稻草(禾杆)政府也规定了缴纳的数额。除此之外，统治阶级抽调民工修长城、修直道、修驰道，配备上万辆车马供皇室使用，所有这些人吃马喂的粮食、草料，都是由全国各地的农奴阶级转送来的：穷苦到了极点的老百姓，不是出粮，就是出工，弄得整个社会十室九空，家贫如洗，社会上处处是一片愁苦和哀鸣声。当时的秦朝，真像一个残酷的人间地狱。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激发了农民起义。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举起了反抗的义旗，接着又暴发了楚汉相争的长期战乱，这个时期全国人口急剧减少，农业、手工业日趋萎缩，商业日益凋敝，全国各地物资奇缺，抢购之风日盛，物价也一天一天地上涨。据史书记载，当时市场上一石(担)米售价一万钱，而在此之前只不过一百钱左右；一匹马售价一百万钱，而在此之前只不过一万钱左右。据说西汉初年皇室用马也很困难，皇帝出行都不能用四匹同色的马来驾车；将相和大臣，有的只好乘坐牛车。造成秦末汉初货币贬值的原因，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分析主要有两条：一是统治阶级由于追求荒淫腐朽的生活，再加上连年的战争，使政府的支出成番论倍地增加，而从老百姓那里能压榨出来的税收，却远远满足不了政府支出增加的需要；二是货币铸造泛滥，朝廷、军阀、大商贾都在铸造货币，从而出现了在货币需求量不变的情况下，货币的供给增加过多、过猛。

其次，王莽篡位代汉时期出现了货币贬值现象。从公元9年到公元24年这段时间里，王莽为了树立新朝的威望，否定西汉刘氏政权所推行的政策和制度，推行了一系列改制复古的措施。据《资治通鉴》记载，王莽认为汉朝刘氏政权是由“卯、金、刀”构成的，于是下诏，凡“正月刚卯”(是汉朝在正月卯日用金、玉、桃木做成的一种饰物)和金刀钱币不准再通行，并废除错刀币、谬刀币及五铢钱。王莽代汉期间，币制经常改动。改一次币制，过去铸造的货币就不能再在市场流通，这时，受苦受损失最大的是农村的农民和城市里的小工商业者，他们损失一批货币之后，就要破产和失业，所以每当王莽改变一次币制，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就要破产和失业一次。据史书记载，王莽篡位15年，先后五次改变币制，在这五次币制变动中，全国城乡老百姓的损失该是多么之大!当时王莽对借贷也有一些规定：凡平民祭祀丧葬缺钱，政府给予无息贷款，祭祀十天后、丧事办完三个月后归还；经营生产缺钱，政府也给贷款，然后按经营的纯收入收息，息率为10％；农民荒废田地和园圃要加倍纳税，无业游民要特别纳税，不交税的，罚服劳役。据《通鉴纪事本未》记载，当时粮谷价格非常昂贵，边防士兵二十万人，依赖朝廷供给衣食。五原、代郡受害尤其严重，人民纷纷起来结伙抢劫。当时荆州牧允费兴向王莽报告，打算公开宣布让盗贼回家务农，借贷给他们耕牛、种子、粮食、税赋，遭到王莽责骂并被免职。公元17年，全国有不少地方闹饥荒，愤怒的农民责问：今天我们挖野菜填肚子，明天野菜挖光了怎么办?懂事一点的农民说：是谁害得我们无衣无食?是谁夺走了我们的粮食布帛?是王莽，他一会儿搞什么王田制，一会儿又改钱币，结果我们受苦，大家起来吧!打倒他!造成王莽代汉期间货币贬值的原因主要是对货币管理、货币制度不严肃。五次改变币制的结果，事实上变成五种货币在市场上流通并存。这有点类似我们今天讲的货币“复本位制”。“五种货币并存制”也好，或者“复本位制”也好，都是一种不稳定的货币制度。这是因为货币有排它性，五种货币同时作为本位货币，不符合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货币)要固定在一种商品(货币)上的客观要求：在这五种货币制度下，一种货物(商品)会出现五种价格。由于法定比价与市场比价的一致，必然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人们在五种货币的差异之间，不断倒手转卖，投机取巧，从而激化了社会矛盾，加剧了统治机构的垮台。

到了东汉初期，也出现了货币贬值现象。公元25年，东汉光武皇帝登基，这时全国贫富两极分化加剧，穷的越穷，富的越富。帮助光武皇帝打下江山的首席功臣邓禹，财富和奴婢之多，被称为东汉一代最显贵的家族；被刘秀皇帝称为“北道主人”的耿弃一家，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数，四方莫与为比。据史书记载，东汉时，士孙奋有钱一亿七千余万，折国有钱二亿，奴隶八百人，钱比西汉时增加了一倍。这时全国城乡广大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由于光武皇帝连年用兵，削平赤眉、渔阳、齐、陇蜀，致使市场粮食价格还是万钱一石(担)，甚至出现了“黄金一斤，易豆五升”的骇人听闻情况。当时有一种诗体，叫做乐府，收集了一部分民间歌谣，在《战城南》一篇中，有这样几句：“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鸟可食。”在《悲歌》一篇中，也有这样几句：“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可见当时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劳若大众，由于货币贬值，生活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造成当时货币贬值的原因，用历史的眼光来分析，主要有两条：一是东汉光武皇帝当时正忙于各地的战争，还没有拿出精力来考虑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因此没有马上采取行政命令办法发行(铸造)一种新的货币，来替换回购王莽篡位时期铸造的旧币，以便达到通过行政手段强制缩减市场上货币的流通量，从而解决当时货币贬值的问题；二是东汉光武皇帝没有也不可能总结一下春秋战国时期货币泛滥的经验教训，即像管仲那样，对市场上的个别商品和物资，由国家专卖，分配供应，从而达到缓解当时货币贬值问题的目的。

公元前后二十多年的这个时期里，正是我国汉朝统治的时期，当时政治统一，经济文化发达，武力强大，是一个拥有五六千万人口的东方强国。这个时期的世界，在西方，罗马的屋大维建立了元首制，罗马共和国转为帝国，在东方，朝鲜半岛北部出现了高句丽奴隶制国家。这时，我国汉朝高度发达的经济和文化，强烈地吸引着四邻诸族，他们迫切要求与我国汉朝建立密切的政治关系和经济通商关系。当时这些四邻部族和我国汉朝比较，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但又想借助汉朝的经济文化来促使它们从落后状态中加速社会的前进，所以这些部族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文化上，都和汉朝不断发生联系：有的在政治上臣服于汉朝，由汉朝皇帝封侯、封爵；有的在经过多次战争之后，被汉朝制服，同意年年朝贡，而被汉朝皇帝封侯、封爵；有的则是一会儿臣服，一会儿反叛，处于“和和打打”状态。不管属于哪一种情况，总是人民要进步，社会要发展，因此，当时汉朝的四邻诸侯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文化上和汉朝的联系，总是切不断，止不住，你来我往，交流频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汉朝制造的货币也就源源不断地流向这些国家了。

在秦汉时期，社会上还存在着货币借贷情况。据史书记载，汉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朝廷派出博士(官名)六人，巡视全国各地，发现有鳏寡病残，生活无依靠的，政府就发放贷款救济。而《史记·货殖列传》也有这样一段记述：“吴楚七国兵起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予。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什之。三月，吴楚平。一岁中，则无盐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关中。”这件事说的是当时的“子钱家”（即今天的钱庄或银行的老板）和元盐二家，一个胆小不贷，一个审时度抛果断借贷；结果一个发了大财，一个眼看着失去机会没有发财。当时“子钱家”认为，列侯封地在关东吴楚七国力量控制区，平叛能否成功很难预测，发放贷款风险太大，尽管利息奇高也没有贷给；而无盐氏则作出正确估计，大胆发放贷款，本息全部收回，没有遇到风险，发了大财。这件事情从今天看来，既有经验，也有教训。

在我国历史上，就有政府给老百姓发放贷款，使货币生息增值的情况，这在西汉时期非常盛行。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王莽担任太傅、安汉公。当年天旱，百姓生活困苦。为了收买人心，为篡夺汉朝政权创造条件，在赈灾时，王莽决定废汉皇室的呼池苑，改设安民县，由官府借贷给百姓，解决口粮、种子和耕牛的困难。王莽篡权之后，公元10年，颁布了“六完”的诏令，规定由国家从事控制物价的贸易与信贷，让老百姓低利借贷，享受公平交易。王莽政权的借贷规定：凡平民祭祀丧葬缺钱，政府给予无息贷款，祭祀十天后，丧葬三个月之后归还；经营商业或者从事农业手工业生产缺钱，政府给予贷款，然后按所得纯收入收取利息，利息是年利率不超过百分之十。

到了东汉，“富商大贾，多放钱货，中家子弟，为之保役，趋走与臣仆等勤，税收封君比入。”这段话的意思说，许多巨商专门靠高利贷剥削百姓，还雇了一些中家子弟为他们服务，可见东汉时期的高利贷，比过去还更厉害。东汉明帝、章帝当政时，“州郡以走卒钱给贷贫人”，朝廷发现后撤了他们的职，罢了他们的官。据史书记载，东汉时许多公侯、贵族“假举骄奢，以作淫侈，高负千万，不肯偿责(债)”，“小民守门号哭啼呼……殴击责(债)主，致人于死亡”。这说明当时皇亲国戚这些特权阶层，借了钱耍赖不还，动手打人致死。人民的生活因为偿债而更加艰辛了。

王莽时期的货币情况

在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前后，货币铸造和发行极不严肃，完全当做儿戏一样，八年时间改动了五次币制，平均一年多一点改换一次货币。结果造成货币制度混乱，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的安定。第一次改换货币是孺子婴居摄二年（公元7年）王莽未正式篡位前，以“摄皇帝”、“假皇帝”的身份，下令铸造—种值五千的错刀钱，值五百的谬刀钱，以及值五十的大钱，与汉朝原先铸造的五铢钱共同在市场上流通。王莽这样做的用意，据他自己讲是为了延长汉朝刘氏王朝气数，避免出现当时流传的所谓“三七之厄”。

仅仅过了两年多一点，也就是公元9年，王莽又进行第二次货币改换，理由是汉朝皇帝姓“刘”，“刘”字有“金”“刀”之意，所以取消当时在市场上流通的五铢钱和谬刀、错刀等货币。过了一年，也就是公元10年，王莽又进行第三次货币改换，规定实行“五物”、“六品”、“二十八品”。五物是金、银、铜、龟、贝；六品是金货、银货、龟货、布货、泉货、贝货；二十八品是金货一品，银货二品，龟货四品，布货十品，泉货六品，贝货五品。又过了三年多一点，也就是公元14年，王莽进行第四次、第五次货币改换，废除宝货制，实行货泉和货布。为了达到强行在市场流通的目的，王莽还规定把这几种货币作为外出行走的凭证。他规定，如果不随身携带，驿馆不供食宿，关卡盘查拘留，公卿官员不能上朝议事。王莽政权的所谓“借贷”、“改铸币”，表面上是为了人民，实质上是为了他自己。王莽以发行货币作为手段，用来收购各地的黄金。为达到他收购储藏黄金的目的，他不惜用严厉的刑法来镇压人民的反抗，“欲防民盗铸，乃禁不得挟铜炭”。有一家私自铸钱，株连五家受刑，规定，平民违反丁他的铸钱命令，要改变其夫妻关系，因此愁苦而死的有大有人在。京城长安关押犯人几死尸臭不可闻。这样做的结果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市道”。王莽在统治阶级内部也没有放松聚敛钱财的野心，他规定黄金国有，货币也是国有，列侯以下不得私人持有黄金，要一律交给官府；同时他也不给朝廷的官吏俸禄。不但如此，他还以边关急需为由，没收一些官吏的大半财产，致使当时社会上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王莽自己却侈奢无度，挥金如土，用金银装饰自己居住的宫室；他大搞选美，新娶皇后，赐聘黄金二万斤，其他车马、珍珠以数万计。由此可见，王莽政权“借贷”、“货币改制”的结果，穷了全国人民，富了他自己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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