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嫁妆，即发奁。女儿出嫁，首先要准备嫁妆。近代多流行于汉族某些地区。陪嫁由女方自备，其种类可分为铺陈、摆设、日用等物品，因世俗视嫁妆多寡而论新娘身份高低，故而一般人家不得不倾其所有，大事铺排，以争体面。陪嫁物多为衣服、蚊帐、被絮、澡盆、脚盆、洗脸盆(架)、提桶、木箱、木柜、屉桌、大桌大椅、小桌矮凳、火盆、木炭、茶具、餐具等，多者可达十余抬。为显丰厚，大件为2～4人共抬，小件也要2人合抬。由于物多人众，队伍浩浩荡荡，蔚为壮观。富户大族多有陪送田地、山林者。贫寒之家亦有由男方备办一部分陪嫁，事先悄悄送至女家，过礼之日再一同抬回男家的习俗。由于陪嫁丰盛，民间俗有“生崽满堂红，生女一场空”之说。

        旧时北京地区，女家收到男家的定礼之后，即将送来的龙凤喜饼、茶食点心分成若干份，装入食盒，给七姑八姨等近亲友好送去，告知陪送妆奁的日期，表示邀请。对于一般朋情，仅送去一张请帖就可以了。上书：“谨詹于×年×月×日为小女××于归之期，敬请阖第光临”等语。凡收到礼品或请帖的，都要届时送些礼品，给姑娘买些嫁妆，如衣料、首饰或鞋袜等物，谓之“填箱”。也有的送些礼金，装在红封套里。上书“奁敬×元”。

        女子出嫁要陪嫁，奁具名目繁多，其丰俭因女家贫富而异。1924年6月，顾颉刚先生在北大《歌谣》周刊上发表一篇文章，罗列了光绪十五年（1889）苏州地区一场婚礼的“奁目”：铜、锡、瓷、牙、竹、木各式器具齐全，粗略统计，有箱子四只，面盆、脚炉、茶炊等铜器二十四件，汤盅、酒壶、茶瓶等锡器四十一件，茶碗、大盆、汤碗等瓷器一百三十五件，箱橱、妆台、浴桶等木器五十一件，丝箩、提篮等竹器六件，另有团圆镜等各式镜子，象牙筷等牙器及床上用品等多种。

        过去在湖北天门一带，女方陪嫁有“一堂一房”的规矩，即堂屋和洞房家具均由女方陪送，而男家过礼则须“整猪整羊”。于是，“一堂一房”、“整猪整羊”，成为当地小康之家过礼及陪嫁的标准。京山一带陪嫁，除居家用品之外，还流行陪送风车、水车、锄、镰、耙等农具。在公安等地，陪嫁中必有八把大交椅，专置于堂屋，以示娘家气派。随州习俗，嫁妆有三件头、四件头、五件头之分。每件均为双数，各件均系居家用品。竹溪一带则分为三抬、四抬、八抬乃至二十四抬。当地有“八抬猪，八抬羊，八抬嫁妆送姑娘”的俗语流传。

        新中国成立（1949）以后，传统的重嫁妆的观念和习俗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只是在五六十年代，物资供应极为紧张，条件较差，许多机关、事业单位都实行供给制，“彩礼”、“嫁妆”根本无从考虑，往往是两只单人床一并就成家了。即使在农村，多数青年男女也不刻意追求物质条件，有了最基本的生活用具就可以了。购置嫁妆的费用仍是由姑娘的家庭支付的，但姑娘多年来靠自己的劳动，已为家庭攒得不少收入。如果新娘是在国营企业或是公社劳动成员有固定工资收入的，在父母同意的前提下，她会把工资的绝大部分用来置办嫁妆。在一般工人或农民家庭，嫁妆的内容和数量还和中华民国期间通行的标准差不多，主要是个人生活用品。但是所有的东西都必须是新的，装在两只木箱里。“嫁妆”已经成了男女双方为打造婚后小家庭生活，各自所作物质准备的代名词。

        上世纪70年代情况有所好转，尽管一些紧俏商品仍凭票供应，但已开始进入寻常百姓之家。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重嫁妆的传统风气又开始抬头。“奁目”是一个时代生活水准的最直接的表征。当时有“三转一响三十六只脚”的说法，结婚成家要准备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即所谓“三转一响”，还要准备双人床、衣柜、衣橱、床头柜、梳妆台、写字台、方桌及四把椅子，这些家具总共有36条腿，即所谓“三十六只脚”。即便是在北京郊区农村，嫁妆也讲究有“八条腿”，这指的是大衣柜和五斗橱这两件大家具。此外，还有电视机、冰箱、自行车、大座钟、手表、电扇、餐具、花瓶、瓷茶具、桌布、玻璃杯、化妆品、成箱的衣服等等。在这种情况下，男方家庭事先给了她一些礼金，使她有可能提前买到这些在农村里显得很阔气的嫁妆。

        民俗学者陈勤建先生曾三度参加上海郊区一亲友嫁女。1979年嫁女，农村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