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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以前的围棋著作及相关文学作品
围棋文化之唐代以前的围棋著作及相关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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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棋文化之唐代以前的围棋著作及相关文学作品原文全文在线阅读

  围棋理论大致可分为基本理论和应用理论两大部分。前者是人们对围棋一般原理和特征的认识的总结,后者是人们实际下棋过程中对棋艺经验的认识和总结。由于中国古代文化中,哲学没有形成独立系统完整的学科,使得其他各门学科及各个学术流派都未能建立起明确严密的概念术语和系统完整的理论构架。围棋作为一门小道、小艺就更不例外了。它的基本理论和应用理论没有明确的界定,其概念和术语也十分含糊多义。而且这些理论都是散见于各种文章和文学作品之中。

  有关围棋最早的理论,可以上溯到《左传》中的“举棋不定,不胜其耦”。这虽然只是极浅显的理论,但毕竟是人们对围棋的规律性的认识的结果。

  两汉三国时期,随着围棋的复兴和第一个发展高潮的形成,有关围棋的理论也逐渐丰富起来,出现了一些围棋的基本理论和实战理论,形成了一些观念形态上的认识和看法。这些理论的出现和发展,既是两汉三国时期围棋发展高潮的标志,也是促成这一高潮来临的重要原因。在有关围棋的理论文章和文学作品中,最著名的是桓谭的《新论》、班固的《弈旨》、马融的《围棋赋》和应玚的《弈势》。

  桓谭《新论》并不是有关围棋的专文,但其中提到:“世有围棋之戏,或言是兵法之类也。及为之上者,远棋疏张,置以会围,因而成多,得道之胜。中者则务相绝遮,以争便求利。下者守边隅,趋作罫,以自生于小地。”这段话包括了围棋的基本战略战术,和评价棋手优劣的基本标准,应当说是较有见地的。

  班固的《弈旨》是历史上第一篇专门论述围棋的理论文章,在围棋发展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他有感于当时“博行于世,而弈独绝。博义既弘,弈义不述”的状况,以史学家独特而深邃的洞察力,怀着对围棋的钟爱之情写下此文。他所说的“博行于世”史有明载,确乎不假。但“弈独绝”则并不尽然。这主要是他对世人不能正确认识博和弈,以至围棋活动开展得还很不够而发的感慨,目的是引出“弈义不述”,为自己的论述张目。

  他在文中注意发掘和彰显围棋的丰富的文化内涵,阐述了自己对深奥的围棋义理的认识:指出棋局、局的线道、棋子颜色和行棋时的形象的文化寓意和来历;精辟地分析了博和弈的根本区别,指出博全靠投琼(即后世掷骰子)凭侥幸见胜负,而围棋却行之在人,不是靠侥幸,而是靠围而相杀、以计策技艺取胜,因而能分出等级的高下,围棋还具有绝不重复、变化无穷的特点。这些论述,是《弈旨》最精华的地方,给围棋从众多的棋戏中脱颖而出创造了条件。

  文章还用古代征战之事,论述了实战棋艺理论,如“一孔有阙,坏颓不振”,“一棋破窒,它地复还”,“要厄相劫,割地取偿”,“固本自广,敌人恐惧”,“三分有二,释而不诛”,“逡巡儒行,保角依傍”,“却自补续,虽败不亡”等。

  最后,《弈旨》还论述了围棋的功用:“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纰专知柔,阴阳代至”;“默而识净泊,自守以道意”。归纳起来,大致可以陶情怡性、修身静心来概括。如果说围棋的功用在其发展初期,很大程度上是表现在它的开发培养数学才能上的话,那么,到两汉三国时期,这种教化功用已渐渐退居次要地位,而它的娱乐功用和一定程度的竞技功用则开始占据主要地位。班固这段话很有代表性,可以看作是这种变化的一个标志。这段话也代表了当时人们,特别是文人士大夫的围棋旨趣和追求,对后世围棋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马融《围棋赋》是一篇抒发棋情的文学作品,其最大特点是语言平直,不假词藻,从围棋“法于用兵”的观点,铺陈“三尺之局兮,为战斗场”的乐趣。他认为围棋起源于军事,而他自己作为经学大师,未能驰骋疆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似乎觉得很遗憾。于是寄兴楸枰,得到一种指挥千军万马、鏖战厮杀的愉悦。作品还阐述了大量的围棋实战理论,涉及许多战术和术语。最值得注意的是这样几段话:“先据四道兮,保角依旁。”“踔度间置兮,徘徊中央。违阁奋翼兮,左右翱翔。”“计功相除兮,以时各讫。事留变生兮,拾棋欲疾。”虽然没有明确指出,但已看得出这时的围棋已有了布局、中盘和收官的初步概念,和适用于三个阶段的基本战略战术。

  应玚的《弈势》是一篇重要的围棋实战理论文章。古代围棋所指的“势”,一是棋局上大的姿态形势,二是局部具体战斗中所常用的棋形,近于今天的定式、常见形。这里的“势”是指前者。在文章中,他继承以兵言棋的传统,列举弈棋中的八种态势,每种态势都以一两个古代用兵典故作比,指出利害得失。如“饰遁伪旋,单轹骈列;赢师延敌,一乘虚绝;归不得合,两见擒灭。”迷惑对方,乘虚而入,这是韩信背水设阵伏兵拔旗之势。“匡设无常,寻变应危;寇动北垒,备在南麾;中棋既捷,四表自亏。”施设无常,善于应变,这是西汉名将周亚夫和耿我弇用兵的奇特之处。“假道四布,周爱繁昌;云合星罗,侵逼郊场;师弱众寡,临据孤亡;披扫疆御,广略土疆。”大举掩杀,师弱孤守,兵强则进,掠地扩疆,这可和昆阳之战和官渡之战相当。“挑诱既战,见欺敌对;纷拏相救,不量进退;群聚俱陨,力引唐突;瞋目恚愤,覆局崩溃。”中计被诱,不知进退,胡乱冲撞,心躁而亡,这是项羽和楚怀王失败的原因。“时或失谬,收奔摄北;还自保固,完整备塞;见可而进,先负后克。”遇挫不乱,善自保摄,待机而战,转败为胜,这正是燕昭王和齐顷公的明智做法。“长驱驰逐,见利忘害;轻敌寡备,所丧弥大;临疑犹豫,算虑不详;苟食少获,不知所亡;当断不断,还为所谋。”骄傲自满,轻敌无备,犹豫不决,因小失大,这正是项羽和吴王夫差的下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文章一气直下,比喻贴切,使所说的道理生动精辟,给人以很深的印象。

  两汉三国时期,不仅围棋理论的研究有所发展,棋谱的收集和整理工作也开展起来了。敦煌写本《棋经》中曾提到“汉图一十三势’、“吴图二十四盘”并视作经典;宋代李逸民《忘忧清乐集》一书也收有“孙策诏吕范弈棋局面”弈谱一局,就是最好的证明。

  两晋以前,尚无专门化的棋艺研究著作。班固的《弈旨》、应玚的《弈势》,只是单篇的理论文章。邯郸淳的《艺经》也不是专门的棋书,而是各种杂艺的汇编和综合研究,其理论的深度和广度都很有限。两晋以后,随着围棋活动的蓬勃发展,棋艺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品棋活动的出现,棋谱的收集整理工作和棋艺理论的研究日趋重要,这方面的著述也就越来越多了。

  《隋书·经籍志》将围棋书籍列在兵书类,著录如下:

  《棋势》十卷,沈敞撰。

  《棋势》十卷,二卷成。

  《棋势》十卷,王子冲撰。

  《棋势》八卷。

  《棋图势》十卷。

  《棋九品序录》一卷,范汪等著。

  《棋后九品序》一卷,袁遵撰。

  《围棋品》一卷,梁武帝撰。

  《棋品序》一卷,陆云撰。

  《棋法》一卷,梁武帝撰。

  已经亡佚的书有:

  《术艺略序》五卷,孙畅之撰。

  《围棋势》七卷,湘东太守徐泓撰。

  《齐高棋图》二卷。

  《围棋九品序》五卷,范汪等撰。

  《围棋势》二十九卷,晋赵王伦舍人马郎等撰。

  《棋品叙略》三卷。

  《建元永明棋品》二卷,宋员外殿中将军褚思庄撰。

  《天监棋品》一卷,梁尚书仆射柳恽撰。

  通过这些书目,就知道两晋南北朝时期围棋的盛况了,其中既有棋谱汇编,棋艺研究,也有品棋活动和诸品棋手的著录,真可谓丰富多彩,琳琅满目。遗憾的是,这些书即便是流传得最久的,如范汪等著的《棋九品序录》和梁武帝《围棋品》,到唐以后也都失散了。以至我们只能从书名、卷帙、作者,以及存留的序文和散见的引述中,去蠡测它们的著述时间、内容和规模。

  梁武帝《围棋品》虽已佚,但沈约为此书写的《棋品序》却保留下来。这篇序虽很短,可他提到的“故可与和乐等妙,上艺齐工”、“汉魏名贤,高品间出”、“晋宋盛士,逸思争流”,是我们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围棋地位大大提高和棋艺水平大大发展的重要依据。而“虽复理生于数,研求之所不能涉,义出乎几,爻象未之或尽”,指出了围棋精深奥妙,变化无端,以及认为围棋同八卦有某种联系的观点。最后几句“今撰录名氏,随品详书,俾粹理深情,永垂芳于来叶”,表明《棋品》主要是著录入品棋手的名氏和品格,而未录入对局谱,卷帙是相符的。

  梁武帝《棋法》也早已散佚,赖敦煌写本《棋经》的发现,得以重见天日。敦煌写本《棋经》附录梁武帝《棋法》要略,约二百余字。从所附录的文字看《棋法》主要是讲行棋时的一些基本要领,也兼涉及形势判断、攻守取舍。其中最重要的是这样几句话:“凡略道,依傍将军,又先争彼此所共形处。将军为柱石,又如山岳。是以先掳四道,守角依傍。”“略道”,犹如扰地。“将军”即四四位的座子,这是从“取坤象于四方,位将军乎五岳”(蔡洪《围棋赋》)转化而来的。这给我们了解古代围棋中的座子制度和“将军”这一术语的由来及发展,提供了依据。

  南北朝时期最重要的棋艺理论著作,是敦煌写本《棋经》。此书作者不详,因发现于敦煌卷子中又为写本而得名。全书分为七篇正文和附录,卷首已残,现存2443字,因系抄本,脱讹之处和漫漶不识之处较多,异体字、俗体字和笔误也随处可见。今人成恩元通过较深入的研究,对全文作了整理,后收入《中国围棋》第二编。成恩元还从目录文献、避讳文字和全书内容入手,做了大量考订工作,认为此书是北周时所作。这一结论是比较有说服力的。但应当说明,从南北朝围棋发展的特点看,此书作者不太可能是北方人,而应是南方人。或许他同颜之推、庚信等人一样,由于某种原因,如被掳掠、避祸、出使羁留等而到了北方。从书中内容看,他是在南朝寓目各种有关书籍,获得必要的有关资料,又融汇进北方围棋的一些资料,如“子冲征法”等,最后在北方完成著述的。

  敦煌写本《棋经》卷首残缺,第一篇篇名不详,从该篇残存文字看,主要是总述弈棋的基本要领道理和法则。

  第二篇是《诱征篇》,专论征子之法。

  第三篇为《势用篇》,主要讲“势”在行棋时的具体应用。这里所说的“势”,是指具体的死话图形和对杀图形,是综合前人经验并经过验证的,如“直四曲四,便是活棋”、“花六聚五,恒为死亡”等等。

  第四篇为《像名篇》。像名,是古人对某一特定的棋形,充分发挥想象力而赋予的名称。即“像体之为名,托形之作号”。同时,论述这些棋形的各自所长,或“四角之能”,或“边畔之巧”,或“中央之善”,即分别适用于角、边和中腹的作战。指出正是这些富于想象力的形象的图势名,才使得围棋别具一番情趣。

  第五篇是《释图势篇》,论述图与势的关系和复图打谱的重要性。指出“图者,养生之巧,大格之能”,是大规模作战的谋略来源。“势者,弓刀之用,皆有所宜”,是具体战斗时的武器。所以棋手必须经常复图打谱、熟悉各种图势,“多习有益,数学渐能”,而“不叶(业)势图”则“解而难巧”。

  第六篇是《棋制篇》,叙述弈棋的规划和计算输赢的方法。涉及到“筹”、“获筹”、“取局”等古代围棋的一些专门术语。

  第七篇为《部袠篇》,作者自述将棋势分为四部的标准和内容,即汉图一十三势、吴图二十四盘和角上对杀之法为一部,各种征子之法和“赌马悬砲”等图势为一部,连环劫、双活等图势为一部,花六、聚五、直持等基本死活图形为一部,使“学者可观,寻思易解”。

  最后,附录《棋病法》和梁武帝《棋评要略》。

  敦煌写本《棋经》内容丰富,体系完备,语言精练警策,是目前所知和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一部棋艺经典著作,它的发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人们都将北宋张靖《棋经十三篇》看作是我国最早的棋经,而敦煌写本《棋经》的发现,将这一时间提早了五百年。它是唐以前围棋棋艺发展水平的大总结,从而表明古代围棋的发展和围棋理论的研究在唐以前就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敦煌写本《棋经》保留了若干极为重要的古代弈棋制度和规则的资料。从“取局子停,受饶先下者输”看,我们可以知道,“取局”是一种对弈的方法。在这种方法下对弈,若出现子数相同的情况,则受饶先者为输。也就是说,古代围棋没有贴子(目)制度,只有饶先,输赢全凭收子计数。从“将军生煞(杀)之能”等记述,则证明古人对“将军”周围的格杀(即角上的争夺)极为重视,已积累了很多定式性质的图形。

  这部《棋经》,还使我们了解了古代棋谱、图势的收集和流传情况。书中两次提到“汉图一十三势”和“吴图二十四盘”,并视作经典,可见汉代和三国吴时围棋水平的发展已相当高,为研究三国和三国以前围棋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至于“坛公覆斫”、“褚胤悬砲”、“子冲征法”,不仅使我们知道了“坛公”等围棋高手的姓名,还使我们知道了他们各自所擅长。再加上“卧龙赌马”、“雁须菟屈”、“车相井栏”等图势名,我们可以更深地感受到围棋文化对社会各阶层的影响,更深地体验到古人高雅的围棋情趣。

  两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围棋的发展,有关围棋的文学创作和记载也日趋繁荣。文人士大夫中的围棋爱好者,纷纷利用各种文学体裁,抒发自己的围棋情趣,表达自己的围棋观念,记载自己所见所闻的围棋故事,留下了许多对后世有极大影响的作品。

  这时期的围棋文学作品,以赋的成就最为突出,像蔡洪、曹摅、梁武帝、梁宣帝都写有《围棋赋》。这些赋文辞优美,既抒发了高雅的围棋情趣,又涉及许多围棋棋艺理论、术语和棋具的资料,不仅有一定的文学价值,而且在围棋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宋高似孙在《纬略》中将这些赋同马融的《围棋赋》和班固的《弈旨》、应玚的《弈势》、沈约的《棋品序》称之为“五赋三论”,认为“有能悟其一,当所向无敌,况尽得其理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蔡洪的《围棋赋》词藻富赡,描摹细膩,比喻生动:

  旅进旅退,二骑迭驱。翻翻马合,落落星敷。各啸歌以发愤,运变化以相符。乍似戏鹤之干霓,又类狡兔之绕丘。散象乘虛之飞电,聚类绝贯之积珠。然后枕以大罗,缮以城廓,缀以悬险,经以绝落。眇望翼舒,翱翔容奕,弯掌南指,情实西射。扬尘奄迹,虽动悉详。……然局不弘席,子不盈卷,秉二仪之相要,握众巧之至权。若八卦之初兆,遂消息乎天文。屈则尺蠖,舒则龙翻。崔嵬云起,巃嵸浪传。崟岑山结,沓如雾分。静若清夜之列宿,动若流彗之互奔。

  极尽铺陈之能事,描摹出局上风光,令人逸兴遄飞,遐思远举。

  或临局寂然,惟棋是陈。静昧无声,潜来若神。抑舒之役,成子之贤也。或声手俱发,喧哗操扰,色类不定,次措无已。再衰三竭,锐气已朽。登轼望轶,其乱可取也。

  描绘弈者或专心致志,神游局中,或喧哗噪动,色改棋乱,生动而又形象,胜机败兆一目了然。

  曹摅《围棋赋》不事铺陈,比较精炼概括:

  于是二敌交行,星罗宿列,云会中区,网布四裔。合围促阵,交相侵伐。用兵之象,六军之际也。张甄没伏,挑战诱寇,纵败先锋,要胜后复。寻道为场,频战累计。夫保角依边,处山营也;隔道相望,夹水兵也。二斗共生,皆目并也;持棋合围,连理形也。

  “二斗”数句是描写双活的。围棋中的双活,不少是弈者棋力相当,又各不相让而形成的,是一种竞争中的妥协,常令棋手摇手赞叹。他将双活比作“比目鱼”和“连理枝”,真是妙不可言。

  览斯戏以广思,仪群方之妙理。讶奇变之可嘉,思孙吴与白起。世既平而功绝,局告成而巧止。当无为之余日,差见玩于君子。

  结末舒缓有致,正是一局好棋后的怡然自得的神态。他在赋前的序中说道:

  昔班固造《弈旨》之论,马融有《围棋》之赋,拟军政以为本,引兵家以为喻。盖宣尼之所以称美,而君子之所以游虑也。既好其事,而壮其辞,聊因翰墨,述而赋焉。

  大概此时韦曜《博弈论》余风尚在,所以他要声明自己爱好围棋是为政之余的雅戏,并且有圣贤遗训,不违儒风。

  梁武帝精通弈棋,棋登逸品,故他的《围棋赋》不重抒情,多铺陈棋艺、棋语,很像用赋体写的棋艺理论文章。正见出他对围棋的竞技性的重视。

  尔乃建将军,布将士,列两阵,驱双轨,徘徊鹤翔,差池燕起。用忿兵而不顾,亦冯河而必危。无成术而好斗,非智者之所为。运疑心而犹豫,志无成而必亏。今一棋之出手,思九事而为防。敌谋断而计屈,欲侵地而无方。不失行而致寇,不助彼而为强。不让他以增地,不失子而云亡。落重围而计穷,欲佻巧而行促。剧疏勒之迍邅,甚白登之困辱。或龙化而超绝,或神变而独悟。勿胶柱以调瑟,专守株而待兔。

  这一大段全用骈偶,密不容针,好似局上吃紧,落子频频。

  或有少棋,已有活形,失不为悴,得不为荣。若有苦战,未必能平,用折雄威,致损令名。故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东西驰走,左右周章,善有翻覆,多致败亡。虽蓄锐以将取,必居谦以自牧,譬猛兽之将击,亦俛耳而固伏。若局势已胜,不宜过轻,祸起于所伏,功坠于垂成。至如玉壶银台、车厢井栏,既见知于曩曰,亦在今之可观。或非劫非持。两悬两生,局有众势,多不可名。或方四聚五、花六持七,虽涉戏之近事,亦临局而应悉。

  这一段骈散相间,直言棋理,节奏突然放慢,抒情成分更少,而指言事理更多。最后,他还不无自得地说:“故君子以之神游,先达已知安思,尽有戏之要道,穷情理之奥秘。”大有已洞悉造化、勘破玄妙的意味。赋中提到“玉壶银台”、“车厢井栏”由来已尚,是我们研究这种著名棋形的重要资料。又说:“方四聚五”、“花六持七”,是棋手临局应悉的基本图势,可知这时人们对一些经验性的知识已有了理论高度的认识。

  梁宣帝《围棋赋》今可见者唯四十余字:

  引如征鸿赴沼,布若群鹊依枝。类林麓之隐隐,匹星汉之离离。蜂起百涂,从横万制。或无厌而及失,或先赢而后济。

  看上去意犹未尽,语亦未详,估计只是原文的一段。

  两晋南北朝的小说除记载一些文人士大夫的佚闻趣事外,还有大量的神鬼灵异的故事。其中亦不乏有关围棋的故事。如晋干宝《搜神记》载有南斗北斗桑下围棋,赵颜前往求寿的故事。传为晋陶潜著的《搜神后记》亦载有仙馆大夫家中围棋的故事。南朝梁任昉《述异记》记载的三则故事,最为著名:

  信安郡石室山,晋时樵者王质,伐木入山,见二童子下棋。与质一物,如枣核,食之不觉饥,以所持斧置坐而观。局未终,童子指谓之曰:“汝斧烂柯矣!”质归故里,已及百岁,无复当时人。

  朱道珍尝为孱陵令,南阳刘廓为荆州参军。每与围棋,日夜相就局子,略无暂辍。道珍以宋元徽三年六月二十六日亡。至九月,廓坐斋中,忽见一人以书授廓云:“朱孱陵书。”廓开书看,是道珍手迹。云:“每思棋聚,非意致阔。方有来缘,想能近领。”廓读书毕,失信所在,寝疾寻亡。

  在南有懒妇鱼。俗云昔杨氏家妇,为姑所溺而死,化为鱼焉。其脂膏可燃灯烛。以之照鸣琴博弈,则烂然有光。及照纺绩,则不复明焉。

  这些神异怪诞的围棋故事,是两晋南北朝时社会生活中围棋活动的反映,代表了当时人们对围棋的复杂的认识和感情。特别是观棋烂柯的故事,后来经文人士大夫的想象和再创造,采入诗文,几乎是无人不晓,无人不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成了围棋史上三个最著名的传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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