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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棋史话之三国时期:围棋迅速发展


围棋文化--围棋史话--三国时期:围棋迅速发展,主要内容为三国时期(220—265),围棋继两汉时期的复兴和发展之后,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终于迎来了围棋史上第一个蓬勃发展的高潮,随着人们对围棋娱乐性、趣味性和竞技性的认识的提高,围棋开始从各种游戏中脱颖而出,成为人们陶情怡性、丰富生活的最受欢迎的游艺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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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时期(220—265),围棋继两汉时期的复兴和发展之后,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终于迎来了围棋史上第一个蓬勃发展的高潮。随着人们对围棋娱乐性、趣味性和竞技性的认识的提高,围棋开始从各种游戏中脱颖而出,成为人们陶情怡性、丰富生活的最受欢迎的游艺活动。而三国时期天下三分,兵事十分激烈的社会现实,客观上也起到了促进围棋发展的作用。围棋爱好者越来越多,遍及帝王、文人士大夫和各阶层民众。围棋理论和士大夫围棋观念开始出现,一些围棋规则和制度也形成文字并固定下来。从围棋流行的地域看,三国时期的围棋流行范围更为广泛,从中原地区和黄河流域逐渐扩大到了江南地区和整个长江流域。这几个特征对后世围棋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特别是最后一点,使得围棋活动的重心自此南移,在后来的一千多年时间里,南方围棋的水平——无论是普及程度或提高程度——基本上都高于北方。

  三国时期的围棋,因政治、军事和人文地理等原因,正好形成魏、蜀、吴三个中心。

  魏国围棋活动的发展,与曹操家族对围棋的爱好和提倡是分不开的。据《文物》杂志1978年第8期所载,在对安徽亳县曹氏家族墓地的考古发掘中,曾出土一些松绿石的围棋子,说明围棋在曹氏家族中是十分流行的。就曹操本人来说,他不仅爱好围棋,而且棋艺水平还比较高,显示出一个大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的聪明睿智和艺术造诣。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博物志》称,曹操与当时的围棋高手山子道、王九真、郭凯等都曾对局,而且“皆与埒能”。棋手因惧祸而佯输给帝王不是没有,但曹操“皆与埒能”,无论如何棋艺也不会太低。曹操经常下棋,这就需要对手,骑都尉天水人孔珪擅长围棋,正合曹操口味,于是,“宠爱有加,每在左右,出入随从”。

  曹操的两个儿子魏文帝曹丕和任城王曹彰也喜好围棋。曹丕尚文,以著述为务,所作诗文十分典丽,而曹彰却善武,惯战善征。二人时常下棋,一文一武,风格殊异,想必是别有情趣。曹丕曾说:“戏弄之事,少所喜,唯弹棋略尽其妙。”自称最擅长的是弹棋,围棋棋艺并不高。但他利用围棋玩弄的手段之残忍,却没有人能比得上。《三国志·魏书·任城王传》说曹彰是朝京都时“疾薨于邸”的,没有说详细经过。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尤悔》则明确说:“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骁壮,因在卞太后閤共围棋,并噉枣。文帝以毒置诸枣蒂中,自选可食者而进。王弗悟,遂杂进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预敕左右毁瓶罐,太后徒跣趋井,无以汲。须臾,遂卒。”据考证,这个说法是可靠的。借下围棋来杀害同胞兄弟,这实在是围棋史上一件骇人听闻的大阴谋。

  魏国围棋的发展,与文人士大夫的爱好也大有关系。著名文学家建安七子中的孔融、王粲和应玚都爱好围棋。王粲和应玚对围棋的发展还起了积极的作用。

  孔融(153—208)字文举,鲁国(今山东曲阜)人。曾任北海相,时称孔北海。又任少府、大中大夫等职。恃才负气,善诗文。他爱好围棋,对棋理颇有会解,他的《与邴原书》说:“阻兵之雄,若棋弈争枭。”信手将围棋拈来作譬,自然而又生动。由于他的影响,他的子女也喜爱围棋。《后汉书·孔融传》载,孔融因与孙权使者语,谤讪朝廷,又不遵朝仪,放言跌荡,被军谋祭酒路粹参奏,下狱处死。“初,女年七岁,男年九岁,以其幼弱得全,寄它舍。二子方弈棋,融被收而不动。左右曰:‘父执而不起,何也?’答曰:‘安有巢毁而卵不破乎!’”行刑时,其女“谓兄曰:‘若死者有知,得见父母,岂非至願!’乃延颈就刑,颜色不变。”有识如此的一对小棋童,竟夭折于残酷的株连之法,实在令人感慨。

  王粲(177—217)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人,以博洽称著,才思敏捷,擅长诗文,又善算强记。他于围棋十分爱好,曾作《围棋赋序》:“清宁体能,稽漠玄神,围棋是也。”对围棋评价很高。《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说王粲“观人围棋,局坏,粲为复之。棋者不信,以帊盖局,使更以他局为之,用相比较,不误一道”,一时传为佳话。他死后,曹植作《王仲宣诔》称:“何道不洽,何艺不闲。綦(棋)局逞巧,博弈惟贤。”盖棺论定,对他多才多艺,精于围棋,给予很高评价。

  应玚(?—217)字德琏,汝南(今河南汝南东)人,以文章见称,官至五官中郎将文学。他爱好围棋,精于弈理,曾作《弈势》一篇,是关于围棋的著名论著,对后世有很大影响。

  魏国还出了一个棋艺理论家,名叫邯郸淳。据《三国志·魏书·刘桢传》裴松之注引《魏略》,邯郸淳一名竺,字子叔,颖川(今河南禹县)人,博学有才。曹操素闻其名,召与相见,十分尊敬他,后来官至博士,给事中。擅书法,八体悉工,兼通诸艺,曾写有《投壶赋》千余言,又写有《艺经》,内容包括当时的各种艺术活动,围棋是其中一部分。他这部著作保留了许多汉魏时期的围棋资料,价值极高。此书很早便散失了。《隋书·经籍志》也不见著录,其残篇散见于《数术拾遗》注、《文选》李善注、《太平御览》、《说郛》等书中。

  蜀地围棋的开展,可能略晚于中原地区。刘备据蜀后,带来大批外籍将领和官员,他们之中不乏围棋爱好者,特别是诸葛亮、费讳等尤为著名,这就有力地推动了蜀中围棋的发展。

  诸葛亮(181—234)字孔明,琅邪阳都(今山东济南)人。三国蜀汉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下围棋没有确切的文字记载,只有一些传说。如清《宝庆府志》:“棋盘崖在宝庆府城南五里,相传武侯宴兵着棋于此。有石盘广六尺,棋痕尚存。”宝庆即今湖南邵阳市。又宋王应麟《玉海》:“棋盘市,一曰南市,在虎广盗媷下,武侯陈营处也。”诸葛亮“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又有“卧龙”之称,精通兵法和经国治世之术。当时围棋在军事将领和文人士大夫中已形成风气,而且认为围棋是“兵法之类”。下棋犹如斗兵,纹枰之称不亚于战场,寄情方罫,用兵斗智,同诸葛亮羽扇纶巾,运筹帷幄,决战于千里之外的战略家、军事家气度是完全一致的。

  官至大将军、录尚书事,继诸葛亮、蒋琬执政的费祎,也是蜀国酷爱围棋的官员。费祎(?—253)字文伟,江夏<黾阝>(今河南信阳东北)人。他识悟过人,能过目不忘。在当尚书令时,军国多事,公务烦猥,可他照样下棋游乐而又不误公事。延熙七年(244),魏军来犯,费讳率军御敌,“光禄大夫来敏至讳许别,求共围棋。于时羽檄交驰,人马擐甲,严驾已讫。祎与敏留意对戏,色无厌倦。敏曰:‘向聊观试君耳!君信可人,必能办贼者也。’”(《三国志·蜀书·费祎传》)原来来敏有点不放心,在费祎行前来试探一下。看到他镇定自若,专心弈棋,有临阵不乱的大将之风,就放心了。后来,费祎果然击退了魏军。

  三国时期,要数吴国的围棋活动最为深入、普及。这一是三国之中吴国最为承平,社会比较安定,各种艺术都有很大发展,给围棋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二是两汉时期吴地围棋就十分盛行。三是士大夫中爱好围棋的人特别多,对世风颇有影响。其代表人物有孙策、吕范、顾雍、陆逊、蔡颖等。

  孙策(175—200)字伯符,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是割据江东建立吴国的奠基者。吕范(?—228)字子衡,汝南细阳(今河南汝南)人,避乱寿春,孙策见而异之,厚礼有加,遂归孙策,官至大司马。孙策与吕范交往很深,以“亲戚待之”。同时他们又是棋友,常于纹枰对弈时商讨军国大事。他们的对局谱,在宋人的《忘忧清乐集》中尚可见到,题为“孙策诏吕范弈棋局面”。

  顾雍(167—243)字元叹,吴郡吴(令江苏苏州)人,为吴相十九年,常聚幕僚围棋。他的儿子在豫章太守任上去世,他知道后,强抑失子之痛,围棋依旧,只是以爪掐掌,血流沾褥,开围棋豁情散哀、镇物矫情的先河。

  陆逊(183—245)字伯言,吴郡吴县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官至大都督,是东吴名将,常在军中与诸将围棋射戏。哪怕敌人来犯、军情紧急时,也围棋射戏如常。

  蔡颖,吴人,是太子孙和的侍从。他的棋下得较好,是宫中翘楚,以至“直事在署者颇斅(学)焉”。弄得孙权十分惊恐,担心由此影响宫中的正常活动。

  以上这些人,除吕范外,其里籍都在吴地,可见江南一带的围棋渊源有自,至少在东汉时期就有相当基础,而三国时期只是发展得更快、更流行罢了。

  吴国围棋的普及,促进了围棋棋艺水平的提高,涌现了一批围棋高手。严子卿、马绥明就是其中的代表者。

  严子卿,名武,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卫尉严畯再从子。他的棋艺相当高,以至到了“莫与为辈”的地步,与皇象的书法、宋寿的占梦、曹不兴的画、郑妪的相人,以及吴范、刘惇、赵达三人的数术,世皆称妙。谓之“八绝”。

  马绥明,字号里籍不详。有人认为是晋赵王司马伦的舍人,名朗,字绥明(一作思明),曾撰《围棋势》二十九卷。他和严子卿一样,棋艺很高,在棋坛享有盛誉,以至晋人葛洪在《抱朴子》中这样赞道:“围棋莫与敌者,谓之棋圣,故严子卿、马绥明于今有棋圣之名焉。”

  吴国的围棋不仅棋艺水平高,棋谱的收集整理工作的水平也很高,当时不少棋手都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这些棋谱沾溉后人,几百年后还被棋家奉为圭臬。著名的敦煌《棋经》就两次提到“吴图二十四槃(盘)”。唐代诗人杜牧,在送著名棋手王逢的《重送绝句》中也说“一灯明暗复吴图”。遗憾的是这些棋谱后来除《忘忧清乐集》保留了一局外,都失传了。

  由于吴国的围棋比较普及,下围棋的人很多,出现了一些因下棋而弃业误事的现象。太子孙和认为下棋妨事费日无益于用,劳精损思终无所成,要娱乐有饮宴琴书射御等活动即可,没有必要靠下围棋取乐。于是命寮属八人写文章矫正此风,规劝蔡颖等人。中庶子韦曜便写下了著名的《博弈论》。

  韦曜,字弘嗣,本名昭,晋人因避讳改为曜,吴郡云阳(今江苏丹阳)人。他奉孙和之命作的《博弈论》有七百余言,列举棋者的种种极端行为,大加贬斥;将下围棋说得一无是处。他写道:

  今世之人,多不务经术。好玩博弈,废事弃业,忘寝与食,穷日尽明,继以脂烛。当其临局交争,雌雄未决,专精锐意,心劳体倦,人事旷而不修,宾旅阙而不接,虽有大牢之馔,韶夏之乐,不暇存也。至或赌及衣物,徙棋易行,廉耻之意驰,而忿戾之色发。

  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务不过方罫之间。胜敌无封爵之赏,获地无兼土之实。伎非六艺,用非经国,立身者不阶其术,征选者不由其道。求之于战阵,则非孙吴之伦也;考之于道艺,则非孔氏之门也;以变诈为务,则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杀为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废业,终无补益,是何异设木而击之,置石而投之哉!

  最后,力劝弈者移博弈之力于正道,“如此则功名立而鄙贱远矣”。

  反对下围棋的人古即有之。例如战国时有人将博弈列为五不孝,西汉时有人讥嘲“天下第一”的杜夫子弈棋费日,说围棋“失礼迷风”,说围棋爱好者是“白黑简心”等等。但韦曜《博弈论》列举极端,不及其余,是对下围棋贬斥攻击得最厉害的一篇文章,在当时及后世都很有影响。

  《博弈论》的产生,有其特定的文化背景。首先,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既可以起好的作用,也可起坏的作用,就像水既能载舟也能覆舟一样。这就有一个从什么角度去看待它,以什么态度去对待它的问题。围棋也不例外。一方面,它可以使人益智增识,陶情怡性,修养身心,得到艺术享受的愉悦和争胜竞技的乐趣。另一方面,围棋花时间,耗精力,若沉迷过度而毫无节制,甚至赌博成性,就会给人带来副作用,使一项高尚典雅的游戏成为陋行劣迹。第二,三国以前没有专业棋手和业余棋手的概念,朝廷也没有提倡引导的措施,对业余棋手下棋娱乐和专业棋手精研棋艺不加区别。第三,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正宗,而儒家文化强调和谐,强调纲常礼教的伦理道德。下围棋必然要争胜负,各阶层围棋爱好者必然要交流,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父子对局、君臣对局、贵族与平民对局等违反封建等级观念的情况。第四,在儒家文化的维护者眼中,功名仕途才是正事,潜心围棋当然是鄙贱之事。这就造成了一些腐儒只见其一不见其二,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竭力反对围棋的现象。

  由于围棋具有无穷的魅力,以及大多数围棋爱好者的持重、追求和努力,《博弈论》问世后,围棋非但没有衰落或绝迹,反而发展得更快了。这显然是孙和及韦曜等始料未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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