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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宏-东晋文学家、史学家


本文介绍袁宏字号:字彦伯,小字虎,时称袁虎生卒:约328~约376朝代:东晋籍贯: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简评:东晋文学家、史学家;生平简介袁宏,晋成帝咸和三年(328年)出生于一个世族家庭……
袁宏

袁宏

字号:字彦伯,小字虎,时称袁虎
生卒:约328~约376
朝代:东晋
籍贯: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
简评:东晋文学家、史学家


生平简介

  袁宏,晋成帝咸和三年(328年)出生于一个世族家庭。七世祖袁滂曾任东汉灵帝时的司徒,六世祖袁涣任过曹魏的郎中令,其后“袁氏子孙世有名位”。然而在袁宏年少的时候,其父临汝令袁勖去世,家道因之中衰,他不得不以运租自业。由于一个偶然的机遇,袁宏以他的咏史诗受到谢尚的赏识,故于谢尚任安西将军、豫州刺史时,特聘其参议军事,从此踏上仕途。以后迁任大司马桓温府记室,因桓温重其文笔快捷典雅,遂专综书记。桓温北伐,袁宏奉命作露布,倚马疾书,顷刻间即成七纸。但是袁宏不满意桓温的专横跋扈和图谋篡逆,因而于著文或谈论中,多次冒犯桓温,故“荣任不至”。直到桓温死后,袁宏才由吏部郎出任东阳郡太守。不久,即于晋孝武帝太元元年(376年)病死在任所,时年四十九岁。

主要著述

  袁宏一生写下诗赋诔表等计三百余篇,其中脍炙人口的则有《北征赋》和《三国名臣序赞》。当时,王珣尝发出“当今文章之美,故当共推此生”的感慨。所以袁宏是以“一时文宗”而著称于世的。袁宏原有集20卷,已佚。有《后汉纪》三十卷,《正始名士传》三卷,《竹林名士传》三卷,《中朝名士传》若干卷,《集》二十卷。《后汉纪》的撰写,经历了近十年的时间。除竹林名士传外,《后汉纪》是他流传至今的唯一精心史作,今存30卷。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及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录其诗、赋、序、赞、碑、铭、疏、表等20余篇,亦多残缺。

  唐代撰修晋书时,仍将他列入文苑传。但是袁宏的主要成就并不表现在文学方面,而是反映在他的史著中。除了久已散佚的《竹林名士传》外,《后汉纪》是他流传至今的唯一精心史作。《后汉纪》仿荀悦《汉纪》而写,是一部出色的编年体断代史。其书共三十卷,约二十一万多字。所载起自王莽末年的农民大起义,迄于曹丕代汉,刘备称帝,记述了东汉二百余年的兴衰史。《后汉纪》的成书要早于范晔《后汉书》五十余年,是现存有关东汉史史籍二大部中的一部。

  《后汉纪》的撰写,经历了近十年的时间。袁宏所以采取编年体裁记录东汉史事,是受了荀悦《汉纪》编写成功的影响。《后汉纪》继《汉纪》而作,但袁宏面临的写作条件却比荀悦困难一些。当年荀悦撰写《汉纪》的时候,只有《汉书》这一部已确立了权威地位的纪传体西汉史,他运用较高的史学识见和编撰技术,对《汉书》加以剪裁,就写成了卓有成就的新著作。袁宏著《后汉纪》的前后,关于东汉史的著作有好多种,它们各有短长,袁宏所依据的资料要比荀悦繁富,遇到的困难和付出的功力更比荀悦多一些。另外,在同类著作上,他有不少竞争对手,他必须在水平上超过他们,才能让自己的著作站住脚。经过历史的选择,现在关于东汉史的著作,只有范晔所著《后汉书》和袁宏所著编年体《后汉纪》保存下来,说明这两部书确有过人之处。

  袁宏在《后汉纪》里表现了综铨史事的才能。他发挥编年体的长处,以时间为经,理出了东汉一代历史的发展线索;以人物、事件为纬,展示了同时期各事件间的联系,及各人、各事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容易使人们建立起对东汉史的整体印象。他以8卷的篇幅写光武时期约40年的历史。以光武帝事业的发展为基本线索,综述吕母,赤眉、新市、平林诸起义军的始末,以及王莽的覆灭、群雄的兴败,又叙述了东汉开国功臣们的生平及战绩,头绪繁多而有条不紊,人物众多而各有特色,关系错综而无纷乱之感,清楚地交待了东汉兴国这一历史事件。他以后6卷写黄巾起义以来,董卓当权、群雄混战、曹操得势、赤壁之战,以致曹魏代汉,也是铨综得当,脉络清楚,堪称全书最详细、精彩的部分。

  袁宏用他的实践,丰富了编年史体的表现手段。他在书中使用“言行趣舍,各以类书”(《后汉纪序》)的编撰方法,这比荀悦的连类列举有些发展。袁宏往往把时代略近的同类人物放在一起加以记述,如卷五写了闵仲叔,又写了王丹、严先、周党、王霸、逢萌,这都是以隐士终身或度过长期隐居生活的人物。卷十一写章帝礼遇江革,因写江革的生平,并写毛义、薛苞,这都是以孝著称的人物。这种写法,吸收了纪传体的长处,扩大了编年史可能容纳的范围。

  袁宏在书中还为自己提出了“观其名迹,想见其人”(《后汉纪序》)的要求,力图以某种类型的人物去感染读者。这个要求为《后汉纪》带来了笔下传神的气氛。如卷二十三写郭泰轶事:“钜鹿孟敏,字叔达,客居太原,未有知名,叔达曾至市买甑,荷担堕地,径去不顾。时适遇林宗(郭泰)。

  林宗异而问之:‘甑破可惜,何以不顾’?叔达曰:‘甑既已破,视之无益’。林宗以为有分决,与之言,知其德性。谓必为善士,劝使读书游学。十年,知名当世。”“初汝南袁闳盛名盖世。泰见之,不宿而退,汝南黄宪邦邑有声,天下未重,泰见之,数日乃去。薛祖恭曰:‘闻足下见袁奉高,车不停轨,銮不辍轭。从黄叔度,乃弥日信宿。非其望也’。林宗答曰:‘奉高之器,譬诸泛滥,虽清易挹。叔度汪汪如万顷之波,澄之而不清,桡之而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虽往稽留,不亦可乎’?由是,宪名重于海内”。这里所写郭泰的鉴识和风度,可以说达到了“观其名迹,想见其人”的要求。

  袁宏表现了更多的文章家的才华,却缺少一点历史家的审慎态度。他更喜欢品藻人物,重视对人物才情风貌的描写,有更多的清谈趣味,这与体现在他身上的世族名士风尚是不可分割的。

  《后汉纪》成书于范晔《后汉书》之前。因此《后汉纪》与《后汉书》在东汉史的记述上,此简彼繁,此详彼略的情况是大量存在的,《后汉纪》的史料价值并没有因《后汉书》的问世而有所降低。

  袁宏比过去的历史家都更强调历史记述的政治意义。他在《后汉纪·序》里系统阐述了自己的撰史观点:“夫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丘明之作,广大悉备。史迁剖判六家,建立十书,非徒记事而已,信足扶明义教,网罗治体,然未尽之。班固源流周赡,近乎通人之作,然因藉史迁,无所甄明。荀悦才智经纶,足为嘉史。所述当世,大得治功已矣。然名教之本,帝王高义,韫而未叙。今因前代遗事,略举义教所归,庶以弘敷王道。”按他的思想,历史著述应包括两个功能:一是网罗治体,大得治功,是指政治上的成败得失说的。另一个就是扶明义教,是指封建伦理上的是非说的。

  他认为对第一个作用,前人很注意并作了些工作。而后一个作用,则发挥得相当不够,所以他要在书中弥补前人的不足,“略举义教所归,庶以弘敷王道。”袁宏认为,名教就是维护封建秩序的法宝,而名教的根本,又在于君臣之道。因此他论述的重点是君臣关系。君臣关系是封建等级制度的最集中表现,他拿天地高下的自然现象和父子相继的血缘关系套在君臣关系上,把封建君臣关系说成自然的规律和永恒不变的准则。从这一点出发,他对刘秀背叛更始政权,另起炉灶有所非议。对于曹魏篡夺汉家天下的行为,也作了批评。他指出汉朝还未灭亡,曹魏不该取而代之,既已取而代之,就不该再用禅让之类骗局来美化自己,已经夺取了人家的天下,还要吹嘘自己可以与尧、舜比德,这不是太欺罔天下了吗?他对汉魏替兴的看法与陈寿截然不同。他以名教观点看历史事变,对后来的封建史家有很大影响。袁宏强调君臣之义,在当时是有现实意义的。当时桓温大权在握,时刻准备重演汉魏禅让的把戏。袁宏攻击曹操,实际上是在讽刺桓温。

  名教的另一个方面是规定一般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袁宏在书中反复阐述了人们应遵守封建秩序,遵守三纲五常等人伦准则的思想,摆出了一副说教的面孔。

  袁宏也看到历史上的一些变化,主张礼制上的改革。他指出了三代历史上传贤和授子的变化、刑赏的变化、婚制的变化等。他强调天下形势就如同下棋一样,是变化多端的,因此不可拘泥于一定之规,而应随时随地改变礼制、政策等。这样的看法,还是很难得的。

  袁宏还主张百家并存,不同学术流派自由发展;反对皇帝奢侈,反对酷刑和滥刑,主张德刑并用,以德教为先,继承和发挥了某些儒家传统思想。

  《后汉纪》卷十,专有一段记述佛教,对佛教教义作了宣扬。在史书中以正式记载的形式称颂佛教这是首例。袁宏宣扬名教,又颂扬佛教,这正是当时正宗学者的特点,反映佛教势力已经侵入了史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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