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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沈阳复兴锡伯文化的人们


张 威 作   □ 在这座城市里一直有一支游牧民族及其文化在传承   □ 在沈北新区,不仅是锡伯族的传统文化在传承,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观念正在日益深入人心   □ 正是由于各个民族不同的文化特点,才共同构成了一个国家丰富多彩的文化体系   我们常用重工业..

张 威 作

  □ 在这座城市里一直有一支游牧民族及其文化在传承

  □ 在沈北新区,不仅是锡伯族的传统文化在传承,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观念正在日益深入人心

  □ 正是由于各个民族不同的文化特点,才共同构成了一个国家丰富多彩的文化体系

  我们常用重工业基地、国际化都市来形容现在的沈阳。很少有人知道,在这座城市里一直有一支游牧民族及其文化在传承。

  听锡伯族老人讲述古老传说,坐在农家炕头上抓“嘎拉哈”,游览双州古城遗址……文化的力量在于血脉的延续,而今,在沈阳市沈北新区,有关锡伯族弥足珍贵的文化记忆又渐渐地明晰起来。

  反哺故乡

  事情的开始,是一对锡伯族夫妇肩负历史使命回到心驰神往的遥远故乡,在沈北新区寻找自己民族记忆的根脉。

  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盛京(今沈阳)所属十五个城抽调1016名锡伯族官兵连同眷属3275人奉命西迁屯垦戍边,迁移伊犁。时光流逝,伊犁锡伯族现有人口大多居住在察布查尔境内,都是西迁锡伯族人的后裔。

  1997年,沈阳兴隆台锡伯族镇党委书记傅永林和镇长关余安一行带着对锡伯族镇未来筹划的思考,来到了锡伯族的另一个故乡——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

  让傅永林等人惊讶的是,伊犁锡伯族说话不但仍存有当年盛京的乡音,而且完整地保存了自己的文字、生活方式和习俗文化。这块保留完好的文化遗产,也让傅永林等人感到一丝焦虑,因为虽然沈阳是全国最大的锡伯族聚居地,但是懂锡伯语言文字和歌舞等艺术的人却屈指可数。怎么办?经过一番思考,他们决定,为了使锡伯族民间文化在沈阳后继有人,请察布查尔县选派锡伯族的“文化使者”到沈阳传播锡伯族文化。

  几经筹划,1999年末,一封发自沈阳兴隆台锡伯族镇 “邀请精通锡伯族文化的志愿者”的聘书抵达察布查尔县教委。县教委接到聘书后立即向县里相关领导汇报情况,此事得到高度重视。本来此次招聘的范围仅限定在教育系统,但县里认为要推荐就推荐最好的,于是原在县文工团任职的肖昌、文兰夫妇脱颖而出。

  肖昌、文兰都是上世纪50年代出生于察布查尔县并在这块土地上长大的锡伯族后代,上世纪70年代,两人相继进入县文工团,继而成为团里的骨干。结为夫妇后,两人携手坚定地沿着民族艺术之路一直走到了今天。肖昌多才多艺,不仅是一个歌手、一名舞者,同时也是一位诗人,对锡伯族文化有很深的研究,还在设计本民族服装方面有较深的造诣;文兰则像一只百灵鸟,美妙的歌声和曼妙的舞姿让人印象深刻。他们不但懂得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还懂民族艺术,成为东归文化使者最适合的人选。

  2000年3月,肖昌夫妇还有他们的儿子肩负传播和重振锡伯族语言与文化的使命启程,作为民族音乐、歌舞、文学等方面的擅长者,他们要用民族文化的精髓来反哺自己的故乡。

  很快,夫妻二人分别站在了兴隆台锡伯族镇中心小学和黄家锡伯族乡小学的教室里,把久违的民族文字写在故乡的黑板上,语言回应在故乡的教室里,萦绕在故乡的山水间。

  刚开始,孩子们面对自己祖先创造的语言文字,陌生得像一门“外语”,毫无兴趣,夫妇二人编了字母歌,将锡伯族的古老游牧与狩猎生活情景绘成图画故事,唱给、教给孩子们听,死板的教学一下子活泛起来。孩子们为祖先及民族历史倍感骄傲的同时,也对学习民族的语言文字和歌舞艺术产生了浓厚兴趣。自从学校开设了本民族语言课,两个乡的乡亲们脸上都多了一份光彩与神韵。每天,下班和从田间耕作收工的大人们,走近小学时听到肖昌和文兰夫妇领着孩子发出的朗朗读书声,都要情不自禁地驻足听上一阵子。肖昌夫妇的时间每天都排得满满当当,教语言文字,教音乐、舞蹈,还组办了“慕客登少儿艺术团”。 “慕客登”是锡伯(满)语称呼的“盛京”。

  八年时间里,肖昌夫妇利用各种形式把文化传播工作干得相当出色。不仅如此,肖昌夫妇到沈北新区任教,还实现了两地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双赢”。据不完全统计,自2001年以来,沈阳与新疆伊犁等地的文化旅游及经贸部门联系多达上百次,上千名伊犁锡伯族人后裔回沈阳祭拜家庙、寻根问祖,共寻发展大计。每当他们离开沈阳之前,都不忘包一包故乡的泥土带走。回到伊犁,就马上将一包包的“故土”分成多份儿,赠送给老人。

  有人说,肖昌夫妇是244年前西迁族人的后裔,更是244年后东归辽沈不辱使命的锡伯文化的传人。

  为传承文化遗产“守夜”

  如今,在沈北新区,随着锡伯族语言文字及歌舞的复活,锡伯族古老的风俗及许多特色的民族文化及具有几百年历史的手工艺,也开始悄然重现。普通百姓为文化遗产 “守夜”的现象正在增多。

  锡伯族崇拜“喜利妈妈”,传说“喜利妈妈”在亘古时代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民族英雄,她率领须卜(即锡伯)人,经过数年征战,营救出990名童男童女,为锡伯人和睦相处,繁衍生息作出了重大贡献。 “喜利妈妈”汉译为“子孙妈妈”。 “喜利”,锡伯语意为延续;“妈妈”,娘娘神,意思是有了女祖宗娘娘神的保佑,子子孙孙才能不断地繁衍生息,所以历史上锡伯族家家供奉“喜利妈妈”。

  记者在沈北新区采访,在吴吉山、吴恩忠等老人的家中都看到了供奉的 “喜利妈妈”。沈北新区文化馆馆长李庚认为,从信仰的角度看,“喜利妈妈”是锡伯族对远古时期母系祖先的崇拜,是锡伯民族之魂,是联结民族精神的纽带;从家谱角度看,她是结绳记事的家谱,有着鲜明的锡伯族特色;从文字学角度看,她是世界上古老的结绳记事之范例。

  “很久很久以前,一个善良的男人叫阿罕,但是他很憨厚,有些愚钝,为了锻炼阿罕的智慧,父亲给阿罕出了道难题……”在沈北新区黄家锡伯族乡大孤家子村,54岁的陶丽红声情并茂地讲述着她儿时多次听过的故事《阿罕的媳妇》。一屋子人被富有悬念的故事深深吸引,全都屏息静听。及至故事讲完,人们仍在津津有味地回味着。

  陶丽红的妈妈叫关玉竹,在当地非常有名气,是在沈阳的锡伯族民间故事的传承人之一。陶丽红说,她只是重复妈妈讲过的那些故事,一遍遍地把故事讲给孩子们听。陶丽红告诉记者,从古到今,锡伯族人讲述的自己祖先传奇的往昔,经过历代口口相传,形成了今天的锡伯族民间故事,锡伯族人称传说故事为“讲古人儿”。锡伯族民间故事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历史跨度大,无论幻想型故事或生活故事,都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艺术感染力,能够反映出自己民族的精神。

  其实,在沈北新区,不仅是锡伯族的传统文化在传承,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观念正在日益深入人心。

  43岁的关维颖是沈北新区蒲河学校的美术老师,作为关氏皮影的第五代传人,他的另一个身份是该校荷尖皮影戏社的负责人。

  皮影戏又叫“影子戏”、“灯影戏”,用兽皮或纸板刻制成人物剪影,通过精巧的景物布局,色彩绚丽、造型逼真的道具来衬托人物形象,展示故事情节,是一种融绘画、雕刻、音乐、诗歌等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

  关氏皮影是辽北皮影的代表,已传承200余年。为弘扬民族文化,使祖辈开创的关氏皮影后继有人,关维颖等关家后人除自身努力学习皮影外,还将皮影作为教育资源引入蒲河学校的美术课堂。关维颖给学生们讲如何观赏皮影艺术,教学生们用纸做皮影,组织学生们将语文课《会摇尾巴的狼》、品德课《小羊过桥》、寓言故事《东郭先生》等改编成皮影戏,寓教于乐。关维颖还主编了皮影戏校本课程教材,不但讲如何做皮影,还讲如何“耍”皮影。现在,他主持的“十一五”辽宁省教育科研课题“皮影为纽带的校本课程开发与研究”已经通过验收。

  关维颖告诉记者,现在,蒲河学校的孩子们都很喜爱皮影戏,荷尖皮影戏社的小演员们参加省、市、区的演出还获过奖。孩子们的加入,使这门古老艺术的传承发展现出一丝曙光、一丝希望。目前,蒲河学校被沈北新区确定为关氏皮影传承基地。

  2006年,关氏皮影、抓“嘎拉哈”被列入沈阳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列;2007年,“喜利妈妈”被列入沈阳市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列;2008年,锡伯族民间故事即“讲古人儿”、张氏皇苑龙被列人沈阳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列。

  保护民族文化的DNA

  匡算表明,沈阳市现有5万多锡伯族人口,其中沈北新区有3万多人,他们主要集中在兴隆台锡伯族镇、黄家锡伯族乡和石佛寺朝鲜族锡伯族乡。

  据沈北新区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副局长仇兴辉介绍,近年来,沈北新区先后投资2000多万元建锡伯族西迁纪念馆、西迁广场、牌楼、群雕等,搞纪念活动,旨在追怀历史,弘扬锡伯族文化,增强沈北新区的文化底蕴,丰富当地群众的文化生活。目前,锡伯族文化的挖掘、传播工作仍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并运筹组建锡伯族文化研究基地,进一步促进地区经济特别是旅游文化的发展。通过传播锡伯族文化,群众在不断地感知、认同、接受,并转化在保护传统民族文化的自觉行动上。

  作为锡伯族的一员,省档案馆历史一部主任何荣伟认为,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和传统,正是由于各个民族不同的文化特点,才共同构成了一个国家丰富多彩的文化体系。可以说,一个民族的文化和传统能历经千百年流传到今,就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社会在发展,但这不意味着对历史的否定,锡伯族文化富含健康有益的东西,应加大保护力度,以使其流传下去。同时,社会在发展,民族文化不可能原汁原味地流传下来,这就更加凸显出传承、延续的意义,以及挖掘、抢救和保护工作的重要性。

  省委党校历史学教授王建学说,没有过去和现在,就没有未来,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文化的DNA。一半的中华文化延续的生命线便是代代相传的传承人。如果传承人没有了,活态的文化便立即中断,剩下的只能是一种纯物质的“历史见证”了。因此说,不让任何一项重要的遗产失去传承,让每个民众都有保护意识和参与意识非常重要。从目前我国保护工作的现状来看,主要还处于政府完全主导,大众保护意识逐渐唤起的阶段,还需要社会各界尤其是民间力量进一步积极认同和广泛参与。只有全民认识到保护文化遗产是历史赋予每一个人义不容辞的使命,文化遗产保护才能真正持久、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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