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吾尔族戏剧发展简述-文化
被誉为“歌舞之乡”的新疆，戏剧艺术也同歌舞艺术一样辉煌，据汉文史书记载，以及本地出土的大量文物和考古研究证明，维吾尔族戏剧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公元1世纪的印度戏剧家马鸣，以佛教文化内容为主题所创作的27幕戏剧《弥勒会见记》(由梵文原著译为吐火罗文本，然后又转译为古维吾尔文本)1959年在哈密托米尔提古代遗址中出土，这是维吾尔族早在公元8世纪即已开始戏剧演出的明证。
这出宗教剧，无论是否如某些研究者所言是在当时佛教文明极盛时期的龟兹宫廷、高昌宫廷以及新近发现的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砖砌高座舞台上、于阗(今和田)的乡村广场上演，还是如某些研究者所推断的，那仅是为宗教目的而翻译。这一例证至少可以证实，不仅为我国历史上著名旅行家、使者、诗人所歌咏的西域歌舞艺术在内地享有盛誉，西域戏剧艺术也同样炉火纯青、魅未无穷。因为，任何戏剧作品都不仅只为阅读，而是为了在舞台上与公众见面。在公元8-9世纪，这部剧被翻译成维吾尔语上演，自有其广泛的社会需要。
从龟兹石窟壁画不难看出画面循序渐进的戏剧演出场景，演奏各种乐器的男女乐手，形态造型迥异的戏剧人物和佩戴各种饰物、面具的艺人以及正在观赏演出的男女老少。
自古以来，热爱艺术的维吾尔族先辈，使歌舞艺术登堂入室。只要有维吾尔族生活的地方，必定有歌舞艺术，只要有歌舞艺术的地方也必然会有戏剧艺术。
维吾尔族民众并不仅仅迷醉于歌咏、舞蹈、麦西莱甫，戏剧同样也是他们社会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此，已有不少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物予以佐证。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中国突厥语研究会副会长，美国奥克斯福尔德学院《突厥学》杂志的顾问耿世民先生在其著述《古代维吾尔语佛教剧〈弥勒会见记〉(哈密本)辨》中称：“通过初步研究，我们认为《弥勒会见记》是原始状态的剧作。新疆的塔里木盆地不仅自古便以歌舞艺术著称，当地的戏剧表演艺术也很早便见其端倪，对此，文献记载以及考古发掘均予以充分证实。”
历史上，新疆的戏剧艺术对内地汉族戏剧艺术的产生和发展曾予以重大影响。①耿世民教授在同一著述中大量引用了历代史学家、旅行家关于西域文化艺术的记述之后，又着重指出，“以上材料证明，古代塔里木盆地的确存在戏剧表演这一艺术形式。”②
公元982年，宋太宗特使王延德，应太宗之命出使高昌回鹘王国后，在其著述《高昌行记》中记述高昌回鹘王在其夏都别失巴里(今吉木萨尔以北“破城子”——译者)设盛宴并用歌舞伎乐隆重接待他时的情景：“至七日，见其王及王子侍者，皆乐向拜受赐。旁有持磬者击以下拜，王闻声乃拜，即而王之儿女亲属皆出，罗拜以受赐，遂张乐饮宴，为优戏，至暮。明日泛舟池中，池四面作鼓乐。”③
关于公元8-9世纪产生的古维吾尔文剧作《弥勒会见记》，德国突厥学家阿·芬·格贝因女士在其著作《高昌回鹘王国》中说：“大概可以将其看作维吾尔戏剧的雏型。”可以说，在这一时期，包括高昌在内的西域各地，文化艺术繁荣兴盛。“从王延德的珍贵记录中，可以了解到高昌回鹘王朝承继了历代回鹘王朝的乐舞艺术传统，可以知道该王朝自建立以来，乐舞艺术以及戏剧、戏剧音乐在高昌回鹘人中的发展。”④金代外交官乌古孙仲端于兴定五年(公元1221年)访问了高昌回鹘王国，在《北使记》中留下了如此记述：“其妇人衣白，面亦衣，此外其目，间有髯者，并业歌舞音乐。其织布裁缝，皆男子为之，亦有倡优百戏。”⑤维吾尔族的戏剧艺术，是热爱艺术、热爱生活、开朗智慧的维吾尔族人民长期艺术实践的结果，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人民群众可歌可泣的社会生活经历和丰厚的文化艺术土壤，不仅孕育了维吾尔族无比辉煌的音乐瑰十二木卡姆，也养育了维吾尔族的戏剧艺术。
已故文艺评论家、木卡姆学者阿布都秀库尔·穆罕默德伊明教授曾这样写道：“戏剧艺术形式，首先是通俗意义上的戏剧和原始宗教仪式戏剧，以及杂有谐谑、嘲讽、面傩，在歌舞集会中穿插的戏文等，戏剧均缘此而生。西汉张骞将‘百戏’带入长安。其后，西域各国杂技亦传入长安。”
新疆发掘的石刻翻斤斗形象，和田约特干遗址出土的戏剧面具、猴形舞俑、伎乐俑；西域石窟壁画中的佛教传说、本生故事，以及在哈密托米尔提发现的佛教剧本《弥勒会见记》，隋唐时期风行长安的‘胡戏’，其剧目有：《拨头》、《合生》、《苏幕遮》……都向我们展示了维吾尔戏剧悠久的过去。⑥源远流长的维吾尔戏剧艺术与民众的“奴鲁孜节”，“月季花节”、“桑葚节”、“杏节”、“葡萄节”、“瓜节”等物修娱乐，在河畔湖滨举行的“水节”、游园，婚丧嫁娶、歌舞表演，杂技、魔术、说唱，以及筑城、开河、收割、扬场、牧畜、捕鱼、狩猎等等生产活动、民情风俗以及丰富的民俗文化血肉相连，密不可分。
至今在大的民间文化娱乐活动和麦西莱甫(歌舞聚会)中，仍不难看出其中包含的戏剧因素，如“检举”麦西莱甫中的犯规者，一番考问之后，进行“处罚”：“画像”、(众人用水喷洒伸开双臂紧贴墙壁的犯规者，直至墙上水痕中显出其完整身形——译者)“游街”、涂鬼脸、“娶刁媳妇”、“认罪”、男扮女装等等游戏娱乐，是最原始的戏剧原素，是维吾尔戏剧在民间最广泛的存在，它说明新疆不仅自古是歌舞之乡，也是戏剧之乡。古游戏娱乐衍变出的民间最通俗的戏剧，逐步发展变成了小型戏剧，由片断变为整体，独幕发展为多幕，遂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完全成熟的戏剧。勤劳智慧的维吾尔族人民，不仅是歌舞艺术的天才，也是戏剧艺术的骄子。
近10年来，对11世纪维吾尔族的伟大学者，举世闻名的天才诗人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的著名长诗《福乐智慧》的体裁形式，国内外一些学者发表了新见解，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郎樱女士在其专著中称，“玉素甫·哈斯哈吉甫是维吾尔族的哲理抒情诗人。在传统戏剧的基础上，将诗歌与戏剧形式巧妙结合，使东西方文明交融一体，创造了自己独具特色、富于哲理的诗歌戏剧形式。”
这部诗剧的诞生，成为维吾尔民族文化走向成熟的标志，其意义在于，突破文学门类旧有范畴，不仅对后来维吾尔族，乃至中亚各族诗歌、戏剧的形成均产生了十分深刻、不容低估的影响。⑦并认为《福乐智慧》自第11章开始，其戏剧化的特征及表现手法愈益明显。角色的出现，舞台表演的合理性、情节发展的戏剧性、序幕、渐进、高潮、分解乃至结局的存在等等。因此，可称之为“伟大的诗剧”。我以为这是客观而又科学的论证。
《福乐智慧》能否列入“诗剧”，丝毫不影响这部伟大著作的世界性意义。但是，首先有必要熟悉《福乐智慧》诞生前后的10-13世纪的历史背景，即这部巨著诞生之时西域文化、文学艺术(尤其戏剧艺术)的状况，才能对其做出较为全面的结论。
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辑、民族出版社出版的《福乐智慧》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公元10-11世纪，在我们现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曾同时存在数个政权：中国北方的契丹政权，南方的宋朝，西北高原一部分的党项人政权(西夏)，河西走廊的甘州回鹘政权，吐鲁番盆地及其周围一部分的高昌回鹘政权，库车以西至布哈拉、北至伊塞克湖、南达和田的疆域广阔的黑汗王朝。起先定都巴拉沙衮，后来迁都喀什噶尔的黑汗王朝，是维吾尔族的先辈创立的王朝，该王朝存在于9-13世纪，并对整个中亚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黑汗王朝在公元11世纪进入鼎盛时期，此时期一方面早已开始的农业和手工业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组成部分，定居以及城市化业已普遍展开。出现了诸如喀什噶尔、巴尔楚克(今巴楚)、巴拉沙衮、法拉比、撒玛尔罕等工商业、经济文化中心。另一方面，在悠久历史传统文化基础上，伴随着汲取伊斯兰文明以及我国中原文明的精华，维吾尔族的文明史开始了新的时代。这一新时期文明(直至13世纪)，曾超越西方文明。正是在这一时期，黑汗王朝疆域之内，产生了艾布·阿巴斯·派尔哈尼、艾布·纳斯尔·法拉比、艾布·热汗布龙、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玛赫穆德·喀什噶里等著名学者、诗人。
东方信奉佛教的维吾尔人中(高昌回鹘王国)，则出现了诸如僧古萨里都统等伟大学者及翻译家。不论宗教的差异，产生了当时较高的、统一的维吾尔文化，《福乐智慧》正是诞生了这一历史背景。⑧
综上所述，9～13世纪，维吾尔文明在中亚和整个世界文明的星空中，如明星闪耀，如燧石生辉。该时期是令世人注目的《福乐智慧》、《突厥语大辞黄》等伟大杰作、音乐宝藏十二木卡姆等艺术珍品相继问世，文明祥和的黄金时代。连接东西方，居亚洲中部丝绸之路重要枢纽的新疆，文化艺术自然受到其它民族、其它国家——尤其是作为人类文明最古老摇篮的希腊、埃及，以及我国中原文明的影响。
有维吾尔族生活的地方，就有民间文艺，就有乐舞艺术，就有十二木卡姆。有十二木卡姆的地方，就有民族戏剧《艾里甫——赛乃姆》。
《艾里甫——赛乃姆》是在新疆和中亚的维吾尔、乌孜别克、塔吉克诸族中，以不同情节广泛流传的东方古典长诗。“这一民间传说19世纪中叶在高加索一带广泛流传，伟大的俄罗斯诗人莱蒙托夫流放该地时，根据这一传说创作了长诗《情侣艾里甫》，但《艾里甫——赛乃姆》15、16世纪即已在维吾尔族民间广泛流传。⑨根据学者研究，《艾里甫——赛乃姆》在维吾尔族伊斯兰化之后在维吾尔族民间即已创作。它在传说、歌谣、长诗等形式演变过程中，经民间艺人反复提炼、改编，与人民的精神生活环环相扣，其戏剧特色日益鲜明，社会影响强烈。《艾里甫——赛乃姆》16世纪已成为叶尔羌汗国宫廷戏班的常演剧目。
后来，到阿布都热西提汗时代，卡德尔汗、阿曼尼莎汗指挥下的宫廷戏班、教坊，在整理十二木卡姆时，将《艾里甫——赛乃姆》的歌词及乐曲组合进十二木卡姆之中。⑩叶尔羌汗国的贤明君主阿布都热西提汗、木卡姆学家阿曼尼莎汗、卡德尔汗、木卡姆演奏家马合木提等学者、音乐家，为维吉尔文化艺术的繁荣发展做出了不朽贡献。
维吾尔族戏剧艺术具有悠久的历史，公元8世纪即已开始戏剧作品的创作、翻译和演出。遗憾的是，漫长的历史风雨，天灾人祸，社会动荡，尤其宗教的严酷干扰，致使戏剧艺术发展迟缓，甚至濒临灭绝。许多珍贵作品、抄本都在烈火中永远消失了，曾经灿烂辉煌了许多世纪的佛教文明没落了，我们的文化发生了大的断裂。
伊斯兰化之后，不仅绘画等造型艺术，戏剧乃至歌舞均被视为异端而遭禁绝。十几年前在且末县的文物调查中，发现一部17世纪末叶至19世纪创作演出的名为《苏古江》的戏本(刊载于1990年第5期《新疆文化》)。由这部情节简单、篇幅不大的剧作可知，不管是在伊斯兰化之前，还是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并据统治地位之后，维吾尔文化艺术、戏剧艺术在荆棘丛中艰难发展。民族文化是戏剧艺术深深植根的沃土。
哈萨克斯坦戏剧理论家艾合买提江·卡德若夫在《苏联维吾尔戏剧》一文中记述：19世纪中叶，1850年前后，维吾尔族诗人先木斯丁、哈吉玉素甫，分别将维吾尔长诗《艾里甫——赛乃姆》改写成较适合舞台演出的传说形式。作品结局，二人分别用完全不相同的舞蹈处理，先木斯丁以悲剧结束，哈吉玉素甫则以一对情侣的婚礼喜庆结尾。
维吾尔戏剧经历了伊斯兰化前后的漫长岁月，从公元16世纪的阿布都热西提汗时代至19世纪的三四百年历程中，经受住了社会、宗教的摧残。维吾尔戏剧艺术和音乐瑰宝十二木卡姆与维吾尔民间艺术命运与共，从未失去生命力。令人遗憾的是：先辈未曾给我们留下近代的关于戏剧艺术较为系统的著述。纵然有各种客观原因，不留历史印证，忽视历史记载，也许可以看作是我们最致命的缺憾和尚不够成熟的例证，应该成为我们的警戒。我们有必要向公元前即详实记录本民族历史、文化，并为我们提供了一部分珍贵历史记录，有远见卓识的汉族学者、历史学家们致敬学习。
长期以来，有关新疆现代戏剧艺术的产生时间，我们往往以1930、1940年前后为界限，这符合客观实际，因为有不少史料以及健在的有关人员可以证实。维吾尔族现代戏剧艺术的产生时间、体裁题材形式、剧目等仍是今后戏剧研究的重要课题。
新疆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哈吉·艾克拜尔认为，喜剧是维吾尔族戏剧中最早出现的艺术形式，后来产生了无乐戏剧、配乐戏剧、歌剧等其它戏剧形式。并认为维吾尔族现代戏剧在1912年即已产生，曾在伊宁舞台正式上演。
因此，20世纪的新疆现代戏剧艺术应起始于1910——1920年。虽然至今对此我们尚无充足证据可以论证。但从1918年起，定居在苏联的维吾尔族与其它兄弟民族一样，大张旗鼓地投入包括新戏剧在内的新文化浪潮。相继建立的维吾尔戏剧小组、维吾尔俱乐部、维吾尔剧团，创作并上演了独幕剧、大型剧以及翻译作品，主要剧目有《阿娜尔罕》、《奴尔罕》、《艾里甫——赛乃姆》等。30年代后，苏联维吾尔族戏剧演员与乌兹别克、哈萨克、吉尔吉斯等民族演员一道，认识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掌握了技能训练及表演艺术理论，逐步走上正规化的戏剧艺术道路。1918年，在著名政要伊·塔依诺夫的倡导下，首次在维尔内(阿拉木图之旧称——译者)成立了少数民族俱乐部，维吾尔、塔塔尔、乌兹别克等民族的艺术家参与了该俱乐部活动，戏剧小组在俱乐部起主导作用。俱乐部曾上演新编独幕剧及改编的9出戏剧……维吾尔俱乐部1919年上演过阿·肉孜巴克尤夫的《追名者丑态》等喜剧和两出翻译作品……20年代初，斯·扎尔宛学校戏剧小组在阿拉木图、亚尔肯特等地的集体农庄、乡村牧区演出，受到观众极其热烈的接待和欢迎。
从1930年开始，苏联维吾尔族戏剧艺术活动更趋活跃。
任何事物的发展，均离不开内部、外部因素的作用。所以，我们论及新生的维吾尔族现代戏剧的发展，不可能脱离伟大的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决定性作用与影响。1930年前后，在苏联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加盟共和国的文化艺术势潮以及我国内地省区爱国主义、民主主义进步文学艺术作品的感召之下，新疆各民族人民的文化教育和民族艺术事业，开始竞芳吐艳。
1934年，新疆各地区都建立了维吾尔文化促进会，有些县还设立了分会，并在其属下成立了名为“沙纳依·乃菲斯”的剧团。“同其它地区相比，伊宁市戏剧艺术开展较早。当时在舞台上最早大显身手的演员有：艾尼丁、加拉里丁、卡斯木江·康拜尔等人。那时，由于人们封建意识还比较浓厚，妇女还不能走上舞台，女角均由男子扮演。后来情况稍有好转，艾尼丁便率先垂范，偕妻子走上舞台。这对夫妇是当时的优秀演员。卡斯木江·康拜尔也开始与妻子拉孜娅女士一道走上舞台。在歌剧《艾里甫——赛乃姆》中，卡斯木江扮演艾里甫，拉孜娅扮演赛乃姆。后来，在译自乌兹别克语的剧作《豪饮的结果》中，热依木江·沙比尔夫妇同台演出。从此，吐然、古丽苏木、派里孜、麦迪纳等妇女也相继走上舞台，为维吾尔族戏剧艺术的繁荣进步做出了特殊贡献”。
此后不久，随着阿布都维里·加如拉尤夫、则克力·艾里帕塔等歌手、指挥，卡斯木阿洪(机灵鬼)、哈力克阿洪、阿布拉汗、祖尔东等喜剧演员以及肉孜弹拨尔、阿布都乃比、赛都拉木、玉赛音弹拨尔、铁依甫艾捷克、买买提塔依尔、艾山、奴尔买买提纳斯尔、艾拜、乌甫尔灯葫芦等众多优秀乐手，艺术人才的涌现，戏剧艺术日益活跃。伊犁歌舞团成立了戏剧团(业余)，在此影响之下，新疆其它城镇也开始陆续上演各种戏剧。
1935年前后，一批优秀中国共产党人陈潭秋、毛泽东、林基路等先后来新疆开展工作。沈雁冰(茅盾)、赵丹等进步作家、艺术家也先后来疆主持文艺活动、开设各种培训班、文艺讲座。他们的忘我奋斗精神，对新疆各族人民民主意识的觉醒和文化艺术、戏剧事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与此同时，一批曾留学苏联，接受了苏联先进文化艺术、戏剧观念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在“三区革命”前后，也奋笔疾书，创作了许多舞台艺术作品。
伊宁、乌鲁木齐、阿克苏、乌什、库车、喀车、喀什、和田、吐鲁番、鄯善等城市广泛上演了众多以抗日救国为主题，向封建迷信、民族压迫、宗教桎梏开火，鞭笞落后愚昧、顽固贪婪，讴歌民主公正、自由解放和纯真爱情的新作品，以及译自中亚和其它国家的剧作。如：对剧艺术家、编导卡斯木江·康拜尔等人改编的歌剧《艾里甫——赛乃姆》、《帕尔哈德——西琳》、《莱丽——麦吉依》；著名剧作家祖龙·卡德尔所创作的以抗日为主题的三幕五场话剧《重逢》，及其《尘世艰辛》、《一滴血迸发出万朵鲜花》、《古丽尼莎》、《蕴倩姆》等剧目；
激情似火的诗人、剧作家鲁特卜拉·穆塔里甫的《战斗的姑娘》、《琪曼古丽》、《风暴之后的阳光》、《塔依尔——佐合拉》等作品；著名剧作家秀库尔·亚力昆的《上海之夜》等多部作品；革命烈士阿布都拉·肉孜的话剧《继母》，艾合迈德·孜亚的歌剧《热比亚——赛丁》，革命烈士林基路的话剧《呼声》，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短工仇》、《英勇少年》，帕塔尔江·奴尔的《斗争的浪潮》，苏联维吾尔剧作家海米特·依肯木抨击迷信、自私、贪婪的剧作《歹人》等，阿塞拜疆著名剧作家哈吉·吐尔别考夫的歌剧《货郎与小组》，移值、改编的欧洲喜剧《想象中的医师》，果戈理的喜剧《娶亲》。此外，还有至今作者不明的《村野少年》、《谁的事难办》、《娜孜古姆》、《四条莽汉》、《带刺的花》、《送给不速之客的礼物》、《游击队之子》等百余出独幕、多幕话剧、歌剧上演，为丰富当时新疆各民族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激励革命斗争精神起到了积极作用。
恐惧日益觉醒的新疆各族人民推翻自己风雨飘摇的宝座的恶魔盛世才，终于扔掉进步的假面，投入国民党怀抱，向共产党人、进步人士举起了屠刀。在残酷的白色恐怖、血腥镇压和封建专制统治之下，维吾尔人民的文化艺术和戏剧事业，自然得不到应有发展，曾一度蒙尘。
“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事业的大发展创造了空前机遇。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195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在党的关怀和党的“文学艺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文艺方向，以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方针指引下，维吾尔戏剧艺术与兄弟民族优秀艺术相互学习、交流、相互发展完善，并开始了异常迅速的发展。
在各个文化团体、业余戏剧团、戏班中，鲁特卜拉·穆塔里甫、祖农·卡德尔、卡斯木江·康拜尔、加拉里丁·叶合亚尔、斯拉吉丁·再派尔、艾买提·乌买尔、玉赛音·尤奴斯、麦特·玉赛音哈吉、赛福鼎·艾则孜等剧作家、编导和艺术活动组织者；以及阿布都维里·加如拉、阿布利孜、阿布都克里木·拉孜也夫、艾尼丁、阿布拉江、姚利娃斯汗、帕里代、康巴尔汗、古丽苏姆等众多表演艺术家；则克力·艾里帕塔、赛买提·阿布都拉等戏剧音乐家，成为维吾尔文化艺术、戏剧事业的中坚力量，为维吾尔舞台艺术和戏剧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当时，包括布景、灯光、化妆、服装、道具等在内的舞台美术也较从前有明显进步。
50年代中期，在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关怀下，自治区文化厅派木合塔尔·阿布都热合曼、帕提海娅、巴图尔·吐尔逊去中央戏剧学院进修导演；乌守尔·依卜拉音到上海戏剧学院培训舞台美术；热依汗·克里木、卡德尔·库特鲁克、吐尔逊·艾山去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学习。他们是在高等学府经受专业教育的第一代维吾尔族导演、舞台美术师和演员。当时尚未成立专业戏剧团体，戏剧演员们便在新疆歌舞团戏剧队开展活动。有时上演大型剧目，根据需要借用歌舞演员，大型歌舞则由全团演员共同表演。该戏剧队虽小，50年代至60年代初，为各族观念奉献了众多戏剧作品，陆续上演了买买提·塔提力克的《孤儿泪》、乃吉木丁·斯迪克的《奴隶的解放》、祖农·卡德尔的《古丽尼莎》、《蕴倩互》、《喜事》、赛福鼎·艾则孜的《应当加点酵母》、包尔汉·谢依迪的《火焰山的怒吼》、艾买提·乌买尔的《与黎明同行》、《马虎山》，翻译作品《八一风暴》、《夺印》、《步步跟着毛主席》、《年青一代》，乌兹别克斯坦作家艾米扎·艾肯木扎德的《富翁与奴仆》、《新土地》，莎士比亚的《雷声大雨点小》，阿塞拜疆歌剧《货郎与小组》等等作品，使人们对戏剧的热情日益高涨。祖农·卡德尔的话剧《喜事》1956年获全国话剧创作奖。
解放以后，维吾尔族剧作家的水平有了新的提高。在题材的广泛性、内容的深刻性，结构的严谨性、艺术表现手法的多样性、戏剧冲突的尖锐性，以及生活气息的浓郁性、语言的精炼、个性化等等方面，都有显著进步。在老一代艺术家精心培育下，一批青年人才在戏剧创作和戏剧表演艺术领域崭露头角。1960年在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的大力关心支持下，原县团级的新疆歌舞团，升格为副厅级的新疆歌舞话剧院，下设新疆歌舞团，新疆话剧一团、新疆话剧二团(汉族)。
接着，又精心挑选30名少数民族学生保送中央戏剧学院学习，为繁荣新疆民族戏剧艺术事业培养了一批人才。这些同学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以优异成绩毕业。在首都和华中、华南各地的汇报演出受到热烈欢迎。他们以汉语和维吾尔语演出的话剧《远方青年》、《丰收之后》和歌舞晚会，受到文艺界专家和广大观众高度评价、董必武、邓小平等中央领导观看了他们的演出。毕业前夕，他们又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贺龙、彭真、陈毅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首批受到过严格、科学、正规戏剧艺术教育的学生1965年全部被分配到新疆话剧一团。他们中还有在舞台美术系学习布景、服装、化妆的两名学生。
当年夏天，他们排演的话剧《战油田》在西北五省区话剧观摩演出中获一等奖，并随同获奖作品赴北京演出，得到中央领导和文艺界专家高度评价。这些青年学生与原来的老、中、青演员们一道，形成了新疆维吾尔戏剧艺术知识结构合理、专业技能较强、舞台经验丰富且相对稳定的一代表演艺术群体。正当新疆的戏剧艺术事业繁花似锦，文艺事业大展宏图的时候，十年“文革”使文艺人才遭到摧残，文艺事业几近崩溃的边缘。
1967年，中央戏剧学院第二届新疆班学生毕业，按当时的规定，应在工矿、农村、军队接受2-3年工农兵“再教育”。1970年，他们中的一部分被分配到话剧团，另一部分改行安排其它工作。
1974年，新疆话剧一团用维吾尔十二木卡姆音乐素材，移植了京剧现代戏《红灯记》，使之成为维吾尔剧，获得了成功，再次展示了新疆话剧一团的高超表演水平。1975年春，该剧组在北京的移植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中获极高评价，风靡全国，并于当年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搬上银幕，摄制成舞台艺术片。剧中主角的唱段，还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灌制成了唱片。《红灯记》成功移植成维吾尔剧，给当时“极左”路线影响下倍受磨难的新疆少数民族文艺事业带来一线生机。剧团也因此更名为新疆歌剧团。在此，我们不能不提到对该剧音乐创作做出特殊贡献的著名艺术家：黑亚斯丁·巴拉提、斯坎德尔·赛卜拉、周吉、奴尔买买提·色依提，以及剧中主要角色扮演者：阿布利米提·沙迪克、艾坦木·玉赛音、吐尼莎·沙拉依丁、帕坦木·热依丁、阿依仙木·克里木等。
1976年，该团将赛福鼎·艾则孜的配乐话剧《战斗历程》改编成歌剧，于当年岁末、1977年初搬上舞台，这出歌剧的上演，给当时凋蔽荒凉的戏剧艺术园地带来了一抹新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巨大变化。改革开放赋予新疆各民族广大艺术家与时代并进的新精神、新灵感，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热情。维吾尔戏剧艺术园地百鸟争鸣，万紫千红。
1979年，由剧作家艾里·艾则孜改编，新疆歌剧团演出的歌剧《艾里甫——赛乃姆》在天山南北上演，虽连演百余场仍场场爆满，观众热情不减当年。1980年12月，该剧应邀在北京演出之后，文化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戏剧家协会联合召开座谈会。中央戏剧学院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已故著名剧作家曹禺先生等戏剧界著名人士和专家学者，给歌剧《艾里甫——赛乃姆》以高度评价：“通过这出歌剧，可以看到维吾尔戏剧悠久的历史，及其纯朴、精致的民族特色……”，“这出戏可以走上国际舞台”，“它与十二木卡姆血肉相连……音乐是那么抒情优美，经过加工提高可达到国际水平。”此后，曹禺先生又在《人民日报》发表的题为《为〈艾里甫——赛乃姆〉喝采》文章中称“这出众人交口称赞的歌剧，显示了维吾尔族人民无限的艺术创造活力……唱腔音乐浓郁动人。”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新疆歌剧团和伊犁、喀什、阿克苏等地区文工团及库车县文工团，上演了祖农·卡德尔的话剧《蕴倩姆》和重新改写的《古丽尼莎》；吐尔逊·尤奴斯的《奇妙的婚礼》、《木卡姆先驱》、《血腥年代》；买买提艾里·祖农的《定亲礼》、《木卡姆宗师》、《永不湮灭的足迹》；吐尔逊江·力提甫的《你是否相信我们》、《大龄青年婚事》；夏依丁·古海尔和吐尔逊江·力提甫合作的《青牡丹》；阿布来提·克尤木的《祖国骄子》；伊明·艾合买提与阿布来提·克尤木合作的《燕子山风暴》；加帕尔·卡斯木的《道德法庭》、《古兰木罕》；穆罕默德·塔特力克的《母与子》；译自汉语的《这里并不平静》、《骄杨颂》；伊明·热西丁的《石榴花》，托合提·阿尤甫的《复仇》；吐尔干·夏吾东的《塔什瓦依》；祖尔东·沙比尔的《迷雾》；艾合塔木·乌买尔的《桎梏》、《干涸的湖》；赛买提·杜尕伊里的《热比亚——赛丁》；买买提伊明·卡德尔与乌买尔·沙依木改编的《帕尔哈德——西琳》；帕尔哈提·阿布都热依木的《爱河波涌》；奴尔尼莎·奥斯曼的《被践踏的虔诚》等剧目，自治区戏剧舞台上百花竞艳。
1990年，著名剧作家吐尔逊，尤努斯的歌剧《木卡姆先驱》在全国歌剧观摩汇演中获8项奖，历史剧《血腥年代》获全国戏剧创作银奖。加帕尔·卡斯木的话剧《古兰木罕》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和文化部“文华奖”。阿卜日里·赛买提、阿比提·木海买迪等众多作者的戏剧作品在各种刊物发表，其中部分作品在专州上演。除此之外，新疆歌剧团还上演了一部分国外戏剧作品，如《货郎与小姐》、《公正舆论》，意大利戏剧家哥尔多尼的著名喜剧《一仆二主》，印度的《断线风筝》，法国的《生命枷锁》，乌兹别克斯坦戏剧家赛迪·艾合买提的《妯娌之战》，卡米力·叶辛的《奴尔汗》。
1986年，中央戏剧学院第三届新疆班毕业生成功上演了印度作家克尔尚·昌德的《茨冈女郎》、莫里哀的《伪君子》等著名喜剧和译自汉语的歌剧《美丽的心灵》。1998年中央戏剧学院第四届新疆班毕业生将土耳其著名诗人纳孜姆·依克梅特的剧作《爱情的传说》(《帕尔哈德——西琳》)移植成维吾尔配乐话剧，受到广大观念热烈欢迎。
1987年，在成立于1958年的新疆艺术学校基础上，成立了新疆艺术学院。学院除音乐、舞蹈、美术系之外，新设立了戏剧系。该系历届毕业生上演了世界名著改编的童话剧《灰姑娘》、《水晶鞋》)，俄罗斯剧作家列·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无罪的罪人》，莎士比亚的喜剧《第十二夜》等。
党和政府一贯重视少数民族艺术人才的培养。中央戏剧学院为新疆培养了四届毕业生共计100多名。35年来，他们中产生了自治区文艺界领导、国家级编剧、制片人、导演、教授、演员、翻译等。改革开放以来，一些青年艺术家得到赴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进修戏剧创作、导演的机会。各地州、县涌现了一批有才能、有希望的青年文艺人才，戏剧艺术队伍空前壮大。
1981年7月，以维吾尔文、汉文出版的综合性艺术理论刊物《新疆艺术》创刊，仅维吾尔文版19年来就刊载百余篇学术论文和大量戏剧作品、戏剧评论等，为新疆民族戏剧艺术的繁荣进步、专业人才的培养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中部分作者的作品，获自治区及全国各类奖项，在国内、国际产生了一定影响。
解放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20年来，戏剧理论研究十分活跃，研究水平不断提高。民族作者的剧作和作品集，戏剧表演艺术理论专著不断出版。曹禺、田汉、郭沫若、欧阳予倩，莎士比亚、莫里哀、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雨果等国内外著名剧作家的杰出剧作及理论文集被翻译成维吾尔文出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50年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多民族文化艺术事业以及文艺队伍，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日趋成熟。特别是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维吾尔戏剧艺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新疆多民族的文艺百花园中争芳吐艳，别具丰采，为中华多民族戏剧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独特贡献。
注释： ①②李肖冰、黄天骥、袁鹤翔、夏写时等编《中国戏剧起源》，耿世民著《古代维吾尔语佛教原始剧本〈弥勒会见记〉(哈密写本)研究》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256-257页。作者： (艾坦木·玉赛音著廉敏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