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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根谭》之第三卷心善而子孙盛根固而枝叶荣原文注释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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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根谭》第三卷心善而子孙盛根固而枝叶荣

【原文】

心者后裔之根,未有根不植而枝叶荣茂者。

【译文】

一个人能有一颗善良的心,就等于给后代子孙种下了幸福的根苗,这就如同栽花植树一般,因为世间没有不把花木栽在土地内,就能使花木枝叶繁茂而开花结果的。

【解说】

佛家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马上就报。”这种严格的因果报应观虽然在现实中不尽其然,但多行不义必自毙,原因出在行恶所产生的社会副作用会逐渐蔓延,一旦有了诱发因素,社会便会对恶行作出反应,即所谓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同样,为善在周围产生了正的作用,一有时机便会得到应有的报答,所谓的“与人方便,自己方便”“花花轿子人抬人”。

家庭风气的好坏,直接影响子孙的为人品行,这是一个耳濡目染的过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会打洞”。虽说不能一律,但书香门第的教育总是要相对高些。父母为官则儿女谙熟官场礼仪,父母从艺则儿女能习染艺术细胞,这些都是差不离的。父母若性情古怪,儿女也难免受到影响;父母为人慈善,儿女也总要有所仿效,所以为父母者不可不慎己。

【例解】

太宗李世民“三勤”保盛世在出现了“天下大治”的昌盛局面之后,贞观十六年(642),唐太宗对当时的史官褚遂良说了这样一段话:朕今勤行三事,亦望史官不书吾恶。一则鉴前代成败事,以为元龟;二则进用善人,共成政道;三则斥弃群小,不听谗言。吾能守之,终不转也。

这段话,既是太宗对施政政治基本经验的概括,又表明他坚持力行的主要是这三件大事。中国历史上,唐太宗算得上是最重视以史求治的帝王了。考历代兴亡,辨前王得失,以汉文为师,思隋亡为戒,编纂史书,取鉴求治,贯穿于太宗施政致治的全过程。

太宗即位之初,不仅议政之间“引见群官,降以温颜,访以今古”,以至“夜夜忘疲,中宵不寐”,就是退朝之后,他仍然“披览忘倦,每达宵分”。自己如此孜孜不倦、夜以继日地读史、议史之外,更注意指导地方军政长官读史。贞观三年(629)年底,为奖励凉州都督李大亮的“忠勤”,特赐荀悦《汉纪》一部,认为“此书叙致既明,论议深博,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义”,要李大亮“宜加寻阅”。所谓“极为治之本”,即认为《汉纪》中有大治天下的丰富经验可供吸取。同时,以宰相房玄龄为总监,副相魏征“总知其务”,组织了专门的修史班子。自贞观三年(629),至十年(636),修撰成《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和《隋书》五代史,总结出“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的这一取鉴求治的基本经验。“前王”之“得”,太宗最倾心于汉文帝,“前王”之“失”,太宗最感触于隋炀帝。从“贞观之治”表现出的“致治”之道,包括以“静”求治总方针的制定,农本思想、君臣相辅思想、任贤纳谏、民族德化,乃至释宫女、令得嫁等等,都能从汉文致治、炀帝丧国的正反经验教训中找到借鉴的痕迹。贞观十五年(641),太宗在辨前王兴亡的同时,又注意到典章制度的问题,命史官续修《五代史志》,直至高宗时才告成。

进入晚年,太宗又下诏修撰《晋书》,并亲自撰写了4篇史论。指责司马懿未能“竭诚尽节”,“见嗤后代”,显然是想借历史告诫李唐功臣不要像司马懿那样有亏臣节。评论司马炎,是为了告诫太子李治,莫忘司马炎“居治而忘危”、“委寄失才”、封藩贻患的教训,免得“海内板荡,宗宙播迁”。这是试图以史安排后事。进贤致治,在古代的名君中,也是唐太宗做得最为有成效。

当确定了大治天下的基本方略之后,太宗立即把进贤致治提到重要议事日程,强调“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据《全唐文》所收,太宗亲下求贤举能诏多达5次。随时提及求贤者,在《贞观政要》一书中比比皆是。即位之初,太宗命宰相封德彝举荐贤才。几个月过去了,不见动静。太宗掩饰不住求贤的急切心情,斥责封德彝失职。封德彝辩解说,“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太宗反驳道:“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人才不会没有的,关键在于能不能发现人才。太宗深深懂得“人才有长短,不必兼通”的道理,强调“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一次,太宗与宰相房玄龄、魏征、李靖、温彦博、戴胄、王珪等酒宴。席间,太宗要王珪“品藻”诸相,王珪说:“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每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臣不如魏征。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臣不如温彦博。处繁理剧,众务必举,臣不如戴胄。至如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臣于数子,亦有一日之长。”太宗很同意这一概括,诸相也以为“尽己所怀,谓之确论”。这一席对话,既表达了太宗用人“各取所长”的方针,又包含着对太宗用人“咸尽其才”的礼赞。贞观十一年(637),太宗面对隆盛的功业,不无感慨地说:“于兹十有余年,斯盖股肱罄帷幄之谋,爪牙竭熊罴之力,协德同心,以致于此。”短短的几句话,道出的正是他“进用善人,共成政道”的事实。这一年,太宗两次颁诏求贤,仍然强调“博访邱园,搜持英俊,弼成王道,臻于大化焉”,把“进贤”与“致治”的关系说得更加明白。十七年(643),为了展示君臣一体,共成政道,特诏长孙无忌、李孝恭、杜如晦、魏征、房玄龄、高士廉、尉迟敬德、李靖、萧璃、段志玄、刘弘基、屈突通、殷开山、柴绍、长孙顺德、张亮、侯君集、张公谨、程知节、虞世南、刘政会、唐俭、李勣、秦叔宝等24人,图画于凌烟阁。从凌烟阁24功臣可以看出,太宗“进用善人”,不论出身士庶,是否故旧,也不问为官为民,是汉是夷,均“委任责成,各尽其用”的用人之道。这正是太宗始终“勤行”不忘于“共成政道”的结果!不为群小之辈所谗,是保证“广任贤良”的重要环节。唐太宗为实现“进用善人,共成政道”的目的,把“斥弃群小,不受谗言”作为自己“勤行”的三件大事中的一件,足见其对防佞杜谗的重视程度。

贞观初,为“致太平”,太宗广开“直言之路”。于是,便有群小之徒“各行谗毁,交乱君臣”。为此,太宗反复强调,“朕观前代谗佞之徒,皆国之蝥贼也”,把谗邪视为“逆乱之源”。为了防佞杜谗,下令“自今以后,有上书讦人小恶者,当以谗人之罪罪之”。贞观三年(629),魏征升任秘书监、参预朝政,为副相。于是,有人诬告魏征“谋反”。太宗立即反驳道:“魏征,昔吾之仇,只以忠于所事,吾遂拔而用之,何乃妄生谗构?”不仅不追究魏征,反而“遽斩”诬告之人。在这前后,监察御史陈师合上《拔士论》“毁谤”宰相房玄龄、杜如晦“思虑有限”,想动摇房、杜相位。太宗说:“朕以至公治天下,今任玄龄、如晦,非为勋旧,以其有才行也。此人妄事毁谤,止欲离间我君臣”,便采用法律手段,“流陈师合于岭外”。对于某些大臣,太宗并不因其“功高”就听任其毁谤贤能。最具典型性的,要算是萧璃对房、杜的谗毁了。萧璃在高祖时,“凡诸政务,莫不关掌”。太宗即位后,重用房、杜。萧璃“心不能平”。先是上书论二人不称职,但无证据,太宗罢萧璃,“废于家”。过了一阵,复其官职。后来,房玄龄、魏征等执政中“有微过”,萧璃又“劾之”。太宗“竟不问”,免去萧璃相职,降级使用,过了4年,才恢复其相位。贞观十七年(643),萧璃也图画凌烟阁,又诬房玄龄以下诸相“悉皆朋党比周,无至心奉上”,并“累独奏”称“此等相与执权,有同胶漆,陛下不细谙知,但未反耳”。太宗一面劝萧璃要“推心待士”,一面表示自己不会“顿迷臧否”。太宗“积久衔之”,越发讨厌萧璃,最终下诏斥其“弃公就私,未明隐显之际;身俗口道,莫辨邪正之心”,罢为州刺史,除去封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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