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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皇帝溥仪的夫妻生活-轶事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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婉容

郭布罗·婉容,达斡尔族,正白旗,1905年出生于内务府大臣荣源府内。1922年,已满17岁的婉容因其不仅容貌端庄秀美、清新脱俗,且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而在贵族中闻名遐迩。同年,被选入宫,成为清朝史上最后一位皇后。然而婉容的当选并不是因为她的美丽与多才,而是因为皇帝溥仪随手在她的照片上画了一个圈,同时也就圈定了婉容凄苦的一生。与婉容同时入选的还有另外一个少女——文绣,但是由于文绣家族势力没有婉容家大,所以文绣退而居其次,成为皇妃。然而现在看来,婉容的幸运当选却正是她不幸命运的开始。

婉容婚后在储秀宫生活了将近两年,她到底是怎样一位女士呢?有人说她“大有明星皇后的资格”,这似乎并不夸张,因为她不但有皇后的身份,而且有超越清朝历代皇后的表现,特别是她西方化的思想倾向。正像一位美国人对婉容所作的评述:“虽然出身贵族之家,她的父亲却改营商业。她是一个满洲美女,她和皇帝在思想上很对劲,而且也像他一样,受过西方的新式教育,也取了一个外国名字叫伊丽莎白。”

文绣

当年溥仪选妃时送选不少照片,溥仪在文绣的照片上画了一个圈,便决定了这个当时只有15岁的女孩一生的命运。

史料记载,当年溥仪选皇后的时候,下面推荐上来两张照片,就是文绣和婉容,要溥仪从中选出一个皇后和一个皇妃。当时只有16岁的溥仪指定文绣为皇后,但无奈婉容出身贵族家庭,找人说动了隆裕太后,把婉容定为了皇后,自此婉容就对文绣记恨在心。

红色的宫墙并没有阻断婉容与西方“新式教育”的联系,因为有“思想上很对劲”的溥仪支持。起初溥仪给婉容延聘两位师傅:一位是美国费城牧师的女儿马修容,另一位名叫英格兰木。她们显然都与婉容在天津念书那个教会学校有关,是婉容自己物色的人选。不久,伊莎贝尔·任萨姆女士也被聘到宫里来了,她与婉容也是旧相识。她们不但教授英文,也讲授文学、历史、艺术及世界各地风物知识。

婉容的师傅们颇受礼遇,她们每天下午入宫授课,届时总有几乘二人肩舆在神武门内迎候。酬谢金也是可观的,逢年过节都有丰厚的赏赐,此外还有俸禄。据清室内务府1924年1月间的规定:马修容和英格兰木每人月薪三百洋元,按时价可买一百五十袋“洋面”。任萨姆的月薪自然更高些。

婉容深受师傅们的影响,和她们相处得很好。婉容的英文学得很不错,不但能用英语讲话,而且能用英文写信。她在宫中用英文给溥仪写过大量的短信。这一对年轻的皇家夫妇,同处深宫之中,每天见面,却还要用英文通信,其信的内容当然可想而知。婉容给溥仪写英文短信的时候,落款总是用溥仪给她取的、与英国女王相同的名字:伊丽莎白。

婉容在清宫的那两年常见外宾,这或许可以说是她的一桩正经事。

庄士敦和任萨姆扮演了中介人的角色,他们把一批又一批金发碧眼的先生、女士带进紫禁城,并介绍给早已丧失政权的中国皇帝和皇后。既然大婚期间那次非正式外国人招待会已经开了先例,男女无须回避的“外事活动”当然可以继续下去。现存一张溥仪和婉容在养心殿前与外宾合影的照片颇能说明问题:溥仪夫妇居中而坐,站在他们身后及两侧的二十二个人中,除了受到接见的外宾,还有总管内务府大臣郑孝胥、溥仪最信赖的师傅陈宝琛及皇族溥杰等人,庄士敦和任萨姆当然也在其中。可见这种接见形式已经得到小朝廷的公认。

在新时代的条件下,清宫事实上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一些传统的东西被洋味儿的东西取代了。比较起来,在天津长大的婉容,西化程度更甚于圈在紫禁城内的溥仪。她不但常给溥仪写些抒情的英文短信,而且教会了溥仪吃西餐。

西餐,当时称作“洋饭”。作为中国的帝王,溥仪完全不懂这“洋饭”的“进”法。他在《我的前半生》一书里回忆第一次吃西餐的可笑情形说,他让太监到六国饭店(今东交民巷新侨饭店)去买西餐。店里问:“要买几份?”太监说:“反正多拿吧!”店里要派人来摆放餐桌、刀叉并布菜,太监说:“那怎么成!你们可不能到宫里去,我们自己摆!”好啊,大碗大碟摆满了一大桌子,菜多得出奇。溥仪看见一碟黄油,粘糊糊的,不知道该怎么个吃法,就对太监说:“你们尝尝!”他们吃了一口连声说:“太难吃了,太难吃了!”溥仪还记得,汤是用乌龟做的,也很难吃。正是婉容把溥仪从这个水平线上,教到会吃、爱吃,直到特赦以后还很喜欢西餐的程度。

表面看来,这时期的婉容悠闲快乐,其实她内心里面有难言的苦衷,接近她的人发现她时常愁眉不展,她的贴身太监孙耀庭曾回忆道:“起先皇后的脾气挺好,皇上常到她屋里来,可是很少在她屋里宿夜,只是说会儿话,玩玩就走;后来。皇上来的次数少了,她的脾气也变得不太好,有时候在屋里绣着花就停下来,面壁而坐,半天不吭一声;每当这时,我们就得格外小心侍候。”可见,婉容虽在宫中有令人羡慕的高贵身份,却不能象平民百姓那样享受夫妻之爱和天伦之乐,在这种虚伪无聊的环境里生活,婉容内心感到郁闷,在某些人的引诱之下,她染上了抽大烟的毛病,每顿饭后都要吸上几口。

溥仪这样回忆了婉容向他传授西餐知识的情形:“结婚后,有一天我对我那一妻一妾——婉容和文绣提议道:‘我们今天吃洋饭好不好?’当然她们都是极端赞成的了。于是就如法炮制,和上次一样,把多得惊人的西餐端来摆满一大桌子。正要举箸(因为我尚不惯于使用刀叉)来吃时,婉容见状似乎是吃了一惊,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说:‘这样吃法太老赶了,应当每人一份地分盛在盘子里吃!’于是就由分盛汤菜起一直到怎样使用刀叉等,都做了技术上极其生动的说明,并做出了极富自信的实际示范动作。我固然觉得被这种技术问题束缚得很别扭,但从那次起就逐次体会到了其中的奥妙,而学会了吃西餐的全套本领。”

婉容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皇后.每当地看到报纸刊出穷人挨饿或无钱救医、无力安葬的消息时,自要派人送去几元几十元。据1923年2月12日《事实白话报》载:一群由穷苦无告者组成的“北京临时窝窝头会”,一次就收到皇后使者送来的600元大洋,婉容的行善乐施在京城是出了名的,不少人为之感动。

像婉容这样一位讲英语、吃“洋饭”,在西方思想熏陶下成长起来的贵族千金,怎么能够受的了宫墙的禁锢呢?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她和溥仪是有共同语言的。于是他们想方设法,要从自己狭窄的生活中走出去。

溥仪回忆那段历史时说:“这时我已渐渐对于那种‘宫廷小圈子’生活感到厌倦,总想看一看‘紫禁城’外的新鲜景色。但由于‘陈规旧矩’处处拘束着我,有一次我的老师陈宝琛病了,我便以堂堂正正的‘探问师病’为理由,尝到坐汽车走大街的‘快乐滋味’。于是我就一步一步地试探着扩大访问的范围,如探望我的父亲以及我的叔叔等等,最后则把范围扩大到游颐和园和玉泉山了。当然我的每次出门,都得编成一列几十辆的小汽车队,并且每一次的开支也是大得惊人。

溥仪的回忆大体上反映了当时的心境。溥仪大婚后,出宫日渐频繁,而且每次必携一后一妃,恐怕不能说这与婉容无关吧。关于溥仪与婉容双双出宫的消息,也在社会上时有流传。从当年的旧报纸上可以找到许多报道,也能够反映皇帝和皇后宫廷生活的一斑。(摘编自《正说清朝十二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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