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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下江南-乾隆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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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十四年(1749年)十月初五日、十七日,乾隆帝弘历相继下了两道上谕,讲述欲于十六年巡幸江南的原因,大致有四点:一是江浙官员代表军民绅衿恭请皇上临幸;二是大学士、九卿援据经史及圣祖南巡之例,建议允其所请;三是江浙地广人稠,应该前去,考察民情戎政,问民疾苦;四是恭奉母后,游览名胜,以尽孝心。

 乾隆南巡图•骑马像

 乾隆南巡图?骑马像?

这些理由固然存在,但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这就是江浙的客观环境和历史条件。江浙两省虽然地盘不大,人口也不特别多,大约只占国土面积和总人口的2%,但它是鱼米之乡,其经济条件和人文条件都在全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两省上交的赋银赋粮分别达到全国赋银总数的208%和赋粮总数的 30%,盐课银占全国盐课银总数的68%,关税占全国税额总数的一半。江浙人文茂盛,是全国文化最发达地区,才子学者之多,数倍数十倍于其他省份。仅以关系到政局和学术文化界的科举而言,从顺治三年到乾隆六十年的150年里,共举行了61科,其中,江浙两省出了51位状元,占全国状元总数87%;出了38 位榜眼,占榜眼总数62%;出了47位探花,占探花总数77%。再就大学士九卿督抚来看,江浙两省出了很多大学士和尚书总督巡抚,像状元出身的吕宫、徐元文、于敏中等都任至大学士。另一方面,江苏、浙江又是明末遗民活动的中心,反清思想和反清言行一直不断,发生了多起文字狱。没有江苏、浙江这两个省巨大的财政收入和绅衿支持,清朝的统治是很难巩固的。牢固控制住江浙,充分利用江浙的财力人力和物力,来发展其“盛世”,这就是乾隆六下江南的根本原因。

乾隆帝于乾隆十六年、二十二年、二十七年、三十年、四十五年、四十九年六次巡幸江南,每次一般都要到江宁(南京)、苏州、杭州、扬州,后四次还要到浙江的海宁。

六下江南所经之地和所做之事,虽然不尽相同,但大体上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即蠲赋恩赏,巡视河工,观民察吏,加恩缙绅,培植士类,阅兵祭陵。

乾隆帝在六下江南期间,多次下谕,蠲免江、浙、皖上千万两银子。第一次南巡时,谕免乾隆元年至十三年江苏积欠赋银228万两、安徽积欠 30万余两,及浙江本年应征银30万两。二次南巡,谕免江、浙、皖三省二十一年以前积欠钱粮,又免浙江漕银20余万两。三次南巡,谕免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三省积欠钱粮,又免浙江漕银等项27万余两。四次南巡,谕免江苏、安徽钱粮143万余两及浙江13万余两。五次南巡,谕免江苏、安徽三十九年至四十四年欠银130余万两。六次南巡,谕免江苏、安徽欠银130余万两。总计六次南巡免银在1000万两以上。

以皇祖之心为心的乾隆帝,也像其祖父那样,极其重视河工海防,把它视为六巡江南的一个主要任务。江苏、安徽、浙江经常发生水灾,乾隆七年,黄河、淮河同时涨水,江苏、安徽的海州、徐州等府50余州县“水灾甚重”,灾民多达700~800万人。在乾隆写的御制《万寿重宁寺碑记》和《南巡记》里,他着重讲到,“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六巡江浙,计民生之最要,莫如河工海防”,“临幸江浙,原因厪念河工海塘,亲临阅视”。这些话并非空谈,而是乾隆倾尽全力大兴河工的历史实际的真实概括。河工兴修规模之大,投入财力物力人力之巨,兴修时间之长,乾隆可以称之为古今惟一的帝王。以经费而言,每年河工固定的“岁修费”,多达380余万两,约占每年朝廷“岁出”额数1/10强。临时兴修的大工程,又动辄用银几百万两,像蔺阳青龙岗之工,“费帑至二千余万”。

在乾隆四十九年的御制《南巡记》里,他对几十年大兴河工的情形作了总结,主要是四大工程。第一项大工程是定清口水志,加固高堰大堤,基本上保护了淮安、扬州、泰州、盐城、通州等富庶地区免受水淹。第二项大工程是陶庄引河工程,在陶庄开挖一条引河,宽80~90余丈,长1000余丈,深一丈余,以防止黄河河水倒灌清口。引河开成以后,解决了“倒灌之患”。第三项大工程是在浙江老盐仓一带修建鱼鳞石塘,历时三年,花银数百万两,修建好鱼鳞石塘4100余丈。第四项大工程是将原有范公塘一带的土塘,添筑石塘,修了三年多。这对保护沿海百姓生命财产安全,起了重大作用。五六十年以后,陈文述对比当年海塘利民和现在海塘失修灾害加剧时,写下有感而作的《议修海塘》诗说:

叹息鱼鳞起石塘,当年纯庙此巡方。

翠华亲莅纾长策,玉简明禋赐御香。

列郡田庐资保障,万家衣食赖农桑。

如何六十年来事,容得三吴骇浪狂。

另外,《南巡记》里还提到将高家堰的三堡、六堡等原来用砖砌的堤一律改为石堤,徐州城外添筑石堤直至山脚。仅据《清高宗实录》的记载,六巡期间,乾隆对黄河、淮河的河工及浙江、江苏的海塘,下达了数以百计的上谕,指示治理,动用了几千万两帑银,完成了多项工程,对减少洪灾、保护百姓田园庐舍和生命安全,起了不能抹煞的重大作用。

南巡期间,乾隆对礼遇致仕大臣和“培养士类”做了大量工作。他重新起用或擢用办事实心颇有政绩的大臣,像原任大学士的陈世倌、史贻直和大学士管江南河道总督的高斌,都是当时的能臣,仅因小过或一时不顺上意,而被降被革被致仕,使其才干无所施展,于国于己皆有损害,现在借南巡之机,乾隆谕命他们三位都官复原职。原礼部侍郎沈德潜乃江南文坛泰斗、大诗人,原刑部尚书钱陈群诗书皆优,二人皆为乾隆帝所赏识器重,在江南甚至在全国文人士子中影响很大,可以说是德高望重。乾隆南巡时,对二人十分优遇,既赐沈德潜御诗,又为沈主持的紫阳书院题额“白鹿遗规”,并亲写长诗相赐,还加沈德潜礼部尚书衔,给俸,谕令钱陈群依其原官刑部尚书给俸。这在缙绅中当然会产生良好影响。

更重要的是“培植士类”。主要措施有二:一是增加生员名额。六次南巡,大约增加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生员名额5664名。也就是说,每次南巡增录的生员,相当于每三年一次录取的名额1/4左右。二是考试敬献诗赋的士子。试题均由乾隆亲出。第一次考试江苏、安徽、浙江进献诗赋的士子时,江南(江苏、安徽)取了一等5名,依名次顺序是蒋雍植、钱大昕、吴烺、褚寅亮、吴志鸿。浙江取中一等3名,即谢墉、陈鸿宝、王右曾,均特赐举人,授为内阁中书。以后五次南巡,每次取中的士子,名额又多了一些。

通过这六次的考试,清政府发现和培养了一批饱学之士,他们之中的一部分,有的成为政界能臣,有的学界泰斗,有的诗文书画大家。先以第一次取中的八位士子来看,江南一等第二名的钱大昕,历任编修、侍讲学士、学政、少詹事,精研经史,诗文特优,著作等身,撰《南巡盛典·金山》

写了《唐石经考》、《二十二史考异》(100卷)、《元史艺文志》、《潜揅堂文集》(50卷)、《诗集》(20卷)等几十种著作,被公认为有清一代经史权威、学界泰斗、文坛大家、诗词巨匠。谢墉,浙江一等第一名,历任编修、内阁学士、殿试读卷官、吏部侍郎、上书房行走、国史馆副总裁、四库全书馆总阅。另外,褚寅亮、王右曾等人也是著述甚多,成就很大。

以后第二、三、四、五、六次取中的士子,也是人才济济。像孙士毅,历任四库全书总纂官、云南巡抚、两广总督、吏部尚书、大学士。王昶,历任鸿胪寺卿、大理寺卿、左副都御史。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考取的士子中,不少人参加了《四库全书》的编辑工作,有些人还是重要人物,对编纂《四库全书》做出了突出贡献。仅据初步统计,名列四库全书馆任事官员的便有十六七位,他们是副总裁沈初,总阅官谢墉,总纂官陆锡熊、孙士毅,总校官陆费墀,翰林院提调官冯应榴,武英殿提调官韦谦恒,总目协勘官程晋芳,纂修官、分校官金榜、王念孙、张培、鲍之钟、沈叔埏、杨揆、赵怀玉等。

南巡期间,乾隆还在苏州、杭州、江宁、嘉兴等地多次阅兵,检阅军队操练,整饬营务,对所到之地的地方官员予以考核奖惩升降。另外,他还游遍江南名胜,观古赏景,悦目怡心,赋诗唱和,题字留念,广写匾额。

《乾隆南巡图》中的观戏场景

《乾隆南巡图》中的观戏场景

六下江南,有得有失,有利有害。通过六巡,乾隆帝相当清楚地了解江南的官风民情,又大兴河工,广蠲赋税,礼遇致仕大臣,培植士子,宣扬了圣恩,对争取缙绅士民,安定江浙,保护百姓的身家性命财产,发展生产,丰富文化,创造和延续“大清全盛之势”,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开支确实十分巨大,每次南巡,历时四五个月,随驾当差的官兵一般是3000名左右,约需用马6000匹和船四五百只,还有几千名役夫,用掉了上百万银两,还给民间带来了极大的骚扰。乾隆对此也很了解,他在四十九年的御制《南巡记》里,既讲述了“西师”、“南巡”两件大事成功的原因,又明确指出,不具备君主之“无欲”、扈驾人员之“守法”、官员之“奉公”、民人之“瞻觐亲切”这四个条件,不可言南巡。过了十几年,他对南巡的劳民伤财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军机章京吴熊光说:“朕临御六十年,并无失德,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作无益,害有益,将来皇帝南巡,而汝不阻止,必无以对朕。”(来源:读吧《乾隆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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