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食：陪着人家一道吃饭。用来讽刺无所作为，不称职的官员。唐玄宗开元初年，卢怀慎与姚崇同为宰相，怀慎自知才能不及姚崇，所以遇事不敢作主，都推给姚崇决定。按照唐代的制度，大臣们上朝完毕，由宰相率领百官在尚书省都堂会餐，故当时人们戏称卢怀慎为“伴食宰相”。此种现象在封建社会中并非绝无仅有，明代的李东阳就曾被称作“伴食宰相”。

    李东阳，他为官一任，无所作为，被称作“伴食宰相”。他又是文坛领袖，开创了一代茶陵文风

少有神童之誉

明朝宰相李东阳（1447~1516年），字宾之，号西涯（一作崖），祖籍湖南茶陵县，生于北京。李东阳小时候有神童之誉。他四岁就能写大到一尺的大字。这年，明景帝朱祁钰召见他，叫他写“麟”、“凤”、“龟”、“龙”等十余个大字。当他写到“龙”字时，手腕没有力气了，最后的一勾便用自己的小靴子沾墨水印上。景帝很高兴，把他抱到膝上，赐给他上林苑珍果吃。

有一天，李东阳的塾师出联叫他对，塾师联是：“砚向石边见口。”李东阳对以“笙从竹下生声。”这是一副拆字联。还有一天，父亲李淳给李东阳出联：“虎豹关中，不是关中虎豹。”李东阳对联：“麒麟阁上，皆非阁上麒麟。”

李东阳六岁时，明景帝再次召见他，叫他讲《尚书》，皇上 很满意，就叫他入京读书。有一天，景帝同时召见八岁的李东阳和比他大两岁的神童程敏政，李东阳入朝时连门槛都迈不过去，景帝笑他：“神童足短。”李东阳立即回答：“天子门高。”景帝又出“鹤鸣”二字，程敏政对“龙跃”，李东阳对“牛舞”。景帝问：“牛何以能舞？”李东阳答：“尧舜在上，百兽率舞，牛何独不舞？”景帝让他坐在自己膝上，而此时李东阳的父亲却站在台阶上，景帝便说：“子坐父立，礼乎？”李东阳又说：“嫂溺叔援，权也。”景帝又出一联：“螃蟹浑身甲胄。”程敏政对出下联：“凤凰遍体文章。”李东阳也对上一句：“蜘蛛满腹经纶。”景帝又出对：“新月穿云梳插髻。”李东阳对下联：“晚霞铺岭锦缠头。”景帝又出对“鹏翅高飞，压风云乎万里。”程敏政对“鳌头独占，依日月于九霄。”李东阳对“龙颜端拱，位天地之两间。”景帝很高兴，说：“将来你们一个会当宰相，一个会入翰林院。”并叫翰林院供廪让他们俩读书。

依附太监刘谨

明武宗时，由于大太监刘瑾擅权，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见时势难为，屡次上疏请求致仕，武宗同意让刘、谢二人致仕，惟独留下了李东阳。李不自安，上言：“臣等三人事同一体，而臣独留，何以自容？不知何以为处。”他虽然多次上章，可终究未得武宗允许，反而被任命为宰相，因为刘瑾重其文名。可他做事大多依附刘瑾。据传刘瑾于朝阳门外造玄真观，东阳写了碑文，极其称颂刘瑾。后来，朝廷抓捕刘瑾，被泄密，人们认为这是李东阳搞的鬼。国子监一监生趁黑题诗于其门嘲讽他：“才名应与斗山齐，伴食中书日已西。回首湘江春已绿，鹧鸪啼罢子规啼。”因为鹧鸪啼声好像“行不得也，哥哥不如归去”。

绝嗣

李东阳有一个独子名叫兆先，字贞伯，自幼颖敏绝人，有一目数行之资，写文章下笔立就，文名甚高。时称过父。可是李兆先游侠无度，天天寻花问柳，因此致病。有一天，李东阳经过儿子书馆，在桌上用纸写道：“今日柳陌，明日花街。焚膏继晷（一作诵诗读书），秀才秀才！”意在规劝儿子。李兆先回到家里后，看到了此条，便来到李东阳的书房，在纸上写道：“今日黄风（一作骤风），明日黑风（一作狂风）。燮理阴阳，相公相公！”时人传为笑谈。后来李兆先每次入场参加考试便会生病，因此他许久也没中上个举人，不到三十岁便病死了，李家因此绝嗣。可李东阳在其《麓堂诗话》中，却还大夸特夸自己的儿子“慧识巨眼出唐人之上”，真可笑！

李东阳为什么会绝嗣呢？据传，李东阳的父亲李淳，曾任金吾卫军余。他在年轻时为人摆渡，见一妇人早渡午归，至傍晚又渡河，这样渡了几个月。李淳一日问其缘故，妇人说：“我的丈夫在坐牢，我每天给他送茶送饭，又须回家给公公婆婆做饭，因此不惮劳苦。”李淳听后，很同情她，就不要她的渡钱，早晚任其渡。他日，一个老头看到李淳，对他说：“我听说你一贯有善念，当获善报。你有亲骨未埋，我为你选择吉地，你把他们埋了。以后你李家便会发达起来。”老头便为李淳选择了一山地，指着对他说：“有白狐卧处，就是佳壤。你可以偷偷把亲人的尸骨埋在其中。”一天晚上，李淳带着亲人的尸骨来到这座山，果然看见有一白狐熟睡不起。李淳担心天明后别人知道，因折树枝有声，狐猩受惊耸身，三立而去。李淳就把亲人尸骨埋在狐狸窝中。第二天，老头来到李淳家，询问葬事，李淳告诉了他。老头说：“要等狐狸自己走开才妙，可如今是惊去，你家会中衰。但你的儿子不失为三公。”其言果验。

李东阳与茶陵派

政治上虽然无所作为，但他却在文学史上留下了颇有价值的一笔。那便是以他为领袖的茶陵派。茶陵派是明代中叶一个著名的文学流派，因为代表人物李东阳是湖南茶陵人，故有是称。

据廖可斌《茶陵派与复古派》一文，茶陵派的主要成员有两批，一批是与李东阳同年中进士并同入翰林院者，主要有谢铎、张泰、陆、陈音等人；另一批是由李东阳的门生，即他担任乡试、会试考官和殿试读卷官时所录取的士子，以及他在翰林院教过的庶吉士，主要有邵宝、石、罗、顾清、鲁铎、何梦春、陆深、钱福等人。可见，茶陵派是一个以人缘关系为纽带而成的流派，这与以地域关系为特征的文学流派显然有别。

作为一个文学流派，茶陵派是有自己的文学传承的。徐泰所谓的“庐陵杨士奇，格律清纯，实开西涯之派”，实际上已经较为准确地指明了茶陵派的文学渊源。这些人长期生活在馆阁，他们对“三杨”及台阁体是很推崇的。李东阳《呆斋刘先生集序》云：“永乐以后至于正统，杨文贞公（杨士奇）实主文柄。乡郡之彦，每以属诸先生。文贞之文，亦所自择，世服其精。”“世服其精”当然也包括茶陵派的成员在内了。其《倪文禧公集序》又云：“盖公之雄才绝识，学充其身，而形之乎言，典正明达，卓然馆阁之体，非岩栖冗处者所能到也。”正如明顾元庆《夷白斋诗话》所言，他们的诗文“隐然有台阁气象。”徐氏将杨士奇视为李东阳一派的始祖，应该说是抓住了问题的本质。不过，茶陵派亦不全同于“三杨”台阁体，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五即云：“台阁之体，东里辟源，长沙道流。”李东阳对台阁末流的“缓弱”（《叶文庄公集序》）是非常讨厌的，他有意识地引入山林之风对台阁体进行了改造，这对七子有开启之功。《艺苑卮言》卷六即云：“长沙之于何、李，其陈涉之启汉高乎！”七子的中坚李梦阳，对此也不讳言：“我师崛起杨与李，力挽一发回千钧。”因此，茶陵派是由台阁体向七子过渡的纽带。

一般来说，一个文学流派都是有领袖或盟主的。李东阳就以茶陵派领袖人物自居，其他茶陵派成员也公认其为领袖。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八载：“李文正当国时，每日朝罢，则门生群集其家，皆海内名流，其座上常满，殆无虚日，谈文讲艺，绝口不及势利，其文章亦足领袖一时。”门生经常在李东阳家聚集，“谈文讲艺”，这说明他们已经视李东阳为其领袖了。实际上，李东阳也是以领袖自居的。《四友斋丛说》卷十五又载：“李西涯长于诗文，力以主张斯道为己任。后进有文者，如汪石潭、邵二泉、钱鹤滩、顾东江、储柴墟、何燕泉辈，皆出其门。独李空同、康浒西、何大复、徐昌谷自立门户，不为其所牢笼，而诸人在仕路亦遂偃蹇不达。”从中亦可看出，李东阳还有一定的排外倾向。为了使自己的文学主张贯彻下去，文学宗派领袖排斥异己，是在情理之中的。

最重要的是，一个文学流派的内部成员主观上要有风格趋同的意识。李东阳诗文讲究韵律、技法，反对机械模拟，注重抒情。这也是茶陵派成员所共同追求的风格。《艺苑卮言》卷六云：“长沙公少为诗有声，既得大位，愈自喜，携拔少年轻俊者，一时争慕归之。”张治道亦云：“是时，西涯在内阁，一时文人才士罔不宗其诗法。”这说明，茶陵派成员具有自觉的风格趋同意识，他们自觉地去模仿李东阳的诗文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