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帝王中雅好鉴藏书画并参与创作的比比皆是，但没有人像徽宗赵佶那样将个人对艺术的嗜好如此广泛而深入地扩大到全社会的文化生活中，并造成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使北宋文化在徽宗时代平添一种高华的气质，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徽宗赵佶利用统治的权力为推进宋代文化发展所作的贡献，首先体现在他对宫廷画院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和建设上。

　　历代统治者利用绘画为政治服务，遂有宫廷画院之专门机构的创制。五代十国时的南唐和西蜀已正式设立画院，至宋初则沿袭旧制，并加以扩大，建立了规模完备的翰林图画院，一度称图画局，与天文、书艺、医官合称“翰林四局”，由太监管辖，属于宫廷服役机构。设供奉、待诏、祗候、艺学、画学正及学生等职衔。皇帝常命画院画纨扇进献，选择最优秀的人去画宫殿寺院的壁画。宋代画院发展至赵佶时代达到最盛期。不仅规模宏大，名手众多；同时在建制上更趋合理和完善。北宋画能在中国美术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与赵佶的积极提倡息息相关。

　　据画史记载，唐代宫廷画家的地位是极低的。自西蜀、南唐至北宋，由于画院的设立，画家的物质生活有了保障，地位也较前代有所提高。但画院的官职，与其他部门的官职相比，待遇仍然是比较差的。升级也有限，连服饰也与其他同等的文官不同。这对于发挥画家的积极性、繁荣画院创作是十分不利的。历代帝王仅仅将画院看作一种服役机构，赵佶则是从艺术发展的角度去建设画院的。他首先提高画家的待遇。政和、宣和年间（1111—1125），赵佶取消旧制，允许书画两院的人员和其他文官一样佩带鱼袋（一种代表身分、等级的金质或银质的鱼形装饰），并且有区别地对待画家和工匠。邓椿《画继》载：“本朝旧制，凡以艺进者，虽服绯紫，不得佩鱼；政、宣间，独许书画院出职人佩鱼，此异数也。又，诸待诏每立班，则书院为首，画院次之，如琴院、棋、玉、百工皆在下。又，画院听诸生习学，凡系籍者，每有过犯，止许罚直；其罪重者，亦听奏裁。又，他局工匠，日支钱谓之食钱，惟两局则谓之俸直，勘旁支给，不以众工待也。”由于种种优厚的待遇，一般画家都以进入画院为荣。

　　北宋画院画家的来源，除前代留下及院画家引荐外，绝大多数通过考试录取。由于徽宗赵佶对绘画艺术的深厚造诣，他必然以自己的审美标准去衡量应诏而来的画家。初建五岳观，大集天下名手，应诏者数百人，所画的图画，大多令赵佶不满意。他决定按照自己的审美理想亲自培养御用画家。崇宁三年（1104），在国子监增设画学，使图画院成为科举制的一部分。又设“博士”衔，作为监考官。如宋迪的侄子来子房，当时就是以博士入选的。画院的直接领导者是徽宗自己，所以，在考试、课程设置和教学过程中，充分体现出赵佶的艺术旨意，他在画学建制上提出了许多创造性的实施方案。

　　据《萤窗丛说》、《绘事微言》、《画继》等的记载，画院的考试采用古人诗句为题，来考验学生们对诗与画结合的所谓“诗情画意”的理解能力。评画的标准是：“以不仿前人，而物之情态形色，俱若自然，笔韵高简为工。”（《宋史?选举志》）如试“竹锁桥边卖酒家”，一般画工多向酒家两字下功夫；惟李唐仅于桥边竹外，挂一酒幡，上写一“酒”字，含蓄地表达出“锁”之意。又如试“踏花归去马蹄香”，许多人都注意描写归马、落花，追求表面现象；有一位聪明的画家，却只画几只蝴蝶，在马蹄后面飞逐，便巧妙地暗示出抽象的花香。这种富有意境和情趣的试题，要求应试者注重主题思想的刻画，具有深刻的想象力和表现力，发挥独创的精神，这样才能考中魁选。故邓椿说，当时应试的人，多有不合而去者。无疑这些落第的，多是属于墨守成规缺乏独立思考的画工了。正如《萤窗丛谈》所说：“夫以画学取人，取其意思超拔者为上。”这种超拔的创意，也就是不仿前人，写形傅色传情状态自然生动，笔韵高简，是作者的观察能力、思想感情、技巧修养的综合表现，是平庸和杰出的分界点，也是绘画创作中的重要因素之一。赵佶把它作为取舍的标准，颇具识见。

　　据《宋史?选举志》记载，画学分六个专业：佛道，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因为赵佶自己能诗善书，所以教学画学生也不是单纯地学艺术，而是以《说文》、《尔雅》、《释名》教授。《说文》则令书篆字，著音训，馀则皆设问答，以所解义，观其能通画意与否。另外，学生的身分还有等级区别。一般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级。经过每月的私试，每年的公试，学行兼优的，依次上升。又根据学生文化修养和出身的不同，分“士流”（士大夫出身的）、“杂流”（从民间工匠选入的），“别其斋以居之”。“士流”可转作别的行政官，“杂流”则不行。学习的科目也不同，“士流兼习一大经或一小经。杂流则诵小经，或读律考”。可见，赵佶时代的“画学”，在培养人才方面已有一套比较系统完整的教学体制，在绘画教学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影响。

　　赵佶在画院十分重视古人的“格法”。关于“格法”，当时宣和画院的画家韩若拙说得很明确。他在《山水纯全集》中写道：“人之无学，谓之无格；无格者，谓之无前人之格法也。”“凡学者宜先执一家之体法；学之成就方可变为己格。”作画要求从古人的成就上去学习经验，吸取精华。因此，画院画家和学生的一个主要学习内容是学古。除了传统格法，画院还严格要求“形似”，即符合自然的法则。赵佶体察物态的精微，了解生活情况的详细，尤其对于动植物的习性、动止形态的观察，最为精审。画院画家们为了迎合皇帝的旨意，形成了一种对客观事物进行细致观察的风气。画院培养的最为典型的画家之一韩若拙，据说善作翎毛，每作一禽，自嘴至尾足皆有名，而毛羽有数，又能传神，政和、宣和间推为两京绝笔。显然，赵佶的绘画教育是很有成效的。今存众多佚名的宋人画迹中，形神兼备、写生逼真的佳构比比皆是，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出自赵佶时代画院画家之手。

　　在赵佶的不懈努力下，画院和画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首先，培养了许多优秀的画家，如：张希颜、费道宁、戴琬、王道亨、韩若拙、赵宣、富燮、刘益、黄宗道、田逸民、赵廉、和成忠、马贲、孟应之、宣亨、卢章、张戬、刘坚、李希成等人，都是赵佶画院的名家。即如南渡后赵构画院的代表画家如李唐、刘宗古、李端、李迪、苏汉臣、朱锐等，也都是宣和年间的画院待诏。其次，因画院采用了考试制度，不少来自民间的优秀画家，被录入画院，故有很多具有民间风格的作品，也在画院中出现，使民间风格在画院中占有相当地位；同时，由于重视培养画院学生的诗书方面修养，从而开拓了绘画的新境地，使花鸟画日益繁荣，使画院体制更完备。直到南渡以后，赵构的临安画院，仍能继承固有规模，并且出现了刘、李、马、夏等大家，奠定了两宋画院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

　　徽宗赵佶的文化成就还体现在他为推进书画鉴藏和金石学研究方面所做的许多工作。由于他对艺术的爱好，即位不久，他就派宦官心腹如童贯去全国各地搜集古器物和书画名迹。《画继》记载：“宣和殿御阁有展子虔《四载图》，最为高品，上每爱玩，或终日不舍，但恨止有三图，其水行一图，待补遗耳。一日中使至洛，忽闻洛中故家有之，亟告留守求观，既见，则愕曰：‘御阁正欠此一图。’登时进入。”由于赵佶刻意搜求，秘府收藏之富，百倍于先朝。历代帝王雅好鉴藏的同时，喜以书画名品赏赐大臣。这种情况在来代最为突出，而徽宗时期尤甚。据记载，徽宗曾作《楷书千字文》赐童贯，《双鹊图》赐中书舍人何文缜。《画继》谓：徽宗每画扇，宫中竟相临仿，近臣贵戚，往往得其赏赐，以此为荣耀。规模最为盛大的一次书画赏赐活动是：宣和四年（1122）三月，赵佶又在内廷召集亲王宰臣等，观赏御府所藏图画及赵佶所摹古画，并宣示将他平时所作的书画卷轴分赐各人。于是群臣争先恐后，弄得“断佩折巾”。朝廷之内，议政之所，竟成了赏赐书画的“君臣庆会”。由于赵佶慷慨、频繁的赏赐，使朝中大臣和贵官宗室拥有越来越多的书画作品。这样做的结果，使一大批贵官宦官有幸提高了艺术修养，并且在“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的影响下，北宋末年的亲王宗室贵族官宦纷纷学画，并出现了赵伯驹、赵伯骕那样的名家，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宋代文化的繁荣。同时，赵佶还组织画院画家临摹了许多内府收藏的名迹。流传至今的传统绘画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依靠宋代的摹作才为后人所了解。在这一点上，徽宗也为保存传统中国文化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徽宗在文物鉴藏方面最值得大书特书的功绩是《宣和博古图》、《宣和书谱》、《宣和画谱》的编著。

　　《宣和博古图》是继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吕大临《考古图》之后的一部金石学研究力作。徽宗大观元年（1107）命黄伯思根据从全国各地搜集所得以及内府所藏铜器，编绘而成。宣和五年（1123）又命王黼重修，增加新搜集的铜器，成为人们今日所见的集八百三十九件、共三十卷的《宣和博古图》。与以前的金石学著作相比，此书在青铜器的器形学研究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宣和书谱》和《宣和画谱》则是考察北宋以前名迹尤其是宋内府所藏品目及书画史的宝贵资料。两书各二十卷。《宣和书谱》载录宋宣和时期御府所藏墨迹共一百九十七家、一千三百四十四幅。《宣和画谱》则辑录晋、魏以来名画共二百三十一家、六千三百九十六件。两书均详分门类，系以小传，夹叙夹议，加以品第，并附御府所藏各帖。关于两谱的作者，至今尚未有定论。前人或以为徽宗亲撰，或以为蔡京所作，或以为米帝和蔡京、蔡卞合编而成。无论作者是谁，两谱的完成，与徽宗皇帝对艺术、文化事业的关注是分不开的。(摘自《中国书画名家精品大典之赵佶》 作者：冯慧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