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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赵佶、高宗:翰墨情与江山误(图)-后人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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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佶作《芙蓉锦鸡图》,题诗用瘦金体书写。

  2001年来,北京曾拍卖过宋高宗赵构的法书作品真草二体嵇康《养生论》,成交价高达人民币990万元。2002年,又以2530万元的天价拍卖出高宗皇帝之父宋徽宗赵佶的画作《写生珍禽图卷》。二位皇帝的一书一画的热闹,使得这对父子风光了一把。

  宋徽宗赵佶善书画,精鉴别。当皇帝时,广收古物和书画,网罗画家,扩充翰林图画院,令人编辑《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宣和博古图》。赵佶真书学薛曜,自创“瘦金体”,也写狂草。绘画重视写生,以精工逼真著称。工花鸟,相传用生漆点鸟睛,生动传神。徽宗也能诗词,有《宣和宫词》3卷。作为书画大家,其书画艺术之高明,在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世有不小的影响。与乃父一样,宋高宗赵构对法书也情有独钟,孜孜以求,自称“余自晋、魏以来至六朝笔法,无不临摹,或萧散,或枯瘦,或遒劲而不回,或秀异而特立,众体备于笔下,意简尤存于取舍。”其造诣之高,直追乃父。著有《翰墨志》。

  欣赏好的艺术作品,是高尚的人生享受。然而,我看徽宗、高宗父子作品,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大家知道,宋徽宗做皇帝,在“朕即国家”的社会里,不以国家大事为务,却以书画为生,尊信道教,任用蔡京、童贯等“六贼”,把持国政,禁锢党人,排斥异己,贪污横暴,滥增捐税,搜刮民财,大搞“花石纲”,陷人民于水火之灾,置国家于危卵之地。金兵压境之时,也不作筹谋,还悠闲地当了太上皇,最后,与钦宗一道当了金人的俘虏,最终死于被囚之地五里城(今黑龙江依兰)。被囚时,徽宗才尝够了“愁苦”,其词曰:愁苦,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

  宋徽宗在饱尝阶下囚的痛苦时,一定能想起能诗、善乐、精通书画、尤善于作词的南唐后主李煜100年前投降其祖上宋太祖赵匡胤时的亡国之痛: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李煜降宋后,整天过的是“只以眼泪洗面”的屈辱生活,宋徽宗当有同病相怜之慨。“南朝天子多无福,不作词臣作帝王!”徽宗的命运何其相似乃尔!当初李煜投降时,赵匡胤在得意之余,却又感慨地说,李煜倘能用作词的功夫治理国家,今日又怎能沦为朕的阶下囚!可惜,赵匡胤的这番肺腑之言,并没有被其子孙所记取,以致不肖子孙也成了别人的阶下囚,这恐怕是赵匡胤万万没有想到的。历史的法则是多么严酷啊!

  有其父必有其子。在徽钦二宗被虏、半壁江山沦陷之后,赵构即位当了南宋皇帝。面对父兄被俘、山河破碎之际,赵构由南京(商丘)而扬州而杭州,步步南退,对金一再忍让求和,并用奸相秦桧收抗战诸将兵权,杀害岳飞,割地纳贡,向金称臣。这一切都改变不了赵构对书法技艺的痴迷,成天书写《道德经》、《禁酒碑》、《御书石经》等。后来,干脆皇帝也不做了,让位于太子,当上太上皇,写起《洛神赋》。因此,有人讥讽他“孔明两表无人读,德寿宫中写洛神”。诸葛孔明前后《出师表》中慷慨激昂收复中原的抱负、雄心,没有人理睬了,宋高宗只知道养在德寿宫中潇洒地挥写着曹子建的《洛神赋》!更直接的批评还在后面。宋高宗南渡时,也因袭往昔故事,下诏劝农。于是,有人画了《耕织图》24幅以进。对此,作为金人后裔的乾隆皇帝也不以为然:“帝王之政,莫要于爱民;而爱民之道,莫要于重农桑。此千古不易之常经也。然在高宗南渡时,则更有要于此者:复河北迎二帝是也!尔时若君臣不卧薪尝胆,以恢复为急,即下重农之诏,成桑蚕之图,亦何有裨于实政哉!”在乾隆看来,作为皇帝要以国之安危为急务。在赵构面前,最紧急的莫过于收复北方失地,迎回被虏二帝了。至于其他,即使是劝农之事,也无补于实政。何况,像绘画书法之事,“亦不过翰墨娱情而已”。乾隆作为大清国皇帝,其臧否历史人事,并没有族群的狭隘情绪,而是站在客观的立场上“慨武穆之忠”,“又恨宋高宗之信奸相,忘复仇,而坏其长城也。”同是皇帝,其政治眼界之高下,实在不可同日而语。

赵佶作《柳鸭芦雁图》(局部)

  徽宗狂草千字文,尽情描绘“杏苑春声”、“熏风鸟语”;高宗挥洒笔墨,倾情挥写“洛神”、“养生”,真乃出神入化。这两位皇帝利用国家皇权的一切资源,来扩展自己的艺术禀赋,其作品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然而,这种艺术的高超,其代价却高超得无以伦比,那就是山河破碎,帝身被囚,生灵涂炭,英雄被戮,国家分裂了150年!(自庶 2005年12月17日 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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