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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刚:唐玄宗李隆基之路-后人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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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年4月25日下午2时

地点:清华大学图书馆报告厅

演讲人简介:张国刚,男,1956年生。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唐史学会会长。主要著作有《德国的汉学研究》(中华书局,1988年)、《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从中西初识至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人民出版社,2003年)等。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史与中西文化交流史。

李隆基毫不示弱,说:“吾家朝堂,干汝何事!”据说武则天对孙儿的霸气很是赞赏!这个时候的唐玄宗,头脑很清醒,这从他任命姚崇为宰相之前,姚崇约定十件事,桩桩应允,就可以看得出来。只有玄宗自己看上了儿媳妇,才敢暗使诸如高力士之流出面作出安排。唐玄宗把儿媳妇接进宫中,不久封为贵妃,在宫中位比皇后。

今天给大家讲一位家喻户晓的皇帝唐玄宗、唐明皇。玄宗是李隆基(685-762)的庙号,明皇是他去世的时候臣下给他的谥号,全称是“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简称“唐明皇”。

唐明皇28岁即位当皇帝,71岁因为“安史之乱”而退位,做太上皇,78岁去世。唐明皇统治的前半期,即开元年间(713-741年),是中国历史上艳称的黄金时代,史称“开元之治”,但是,天宝(742-755年)末年,却出现了一场几乎倾覆了唐朝江山的安史之乱。为什么治世之后,乱世相随?原因何在?唐朝君臣当时就探讨过:“玄宗之政先理而后乱,何也?”(《资治通鉴》卷二四一,页7773)我们生在1300年之后,从今天的眼光看,其中有什么值得警示的呢?

一、生于忧患

唐玄宗李隆基并非从娘肚子里出来就注定是天子。唐玄宗的父亲李旦是高宗的第八子,也是武则天最小的儿子,李隆基在李旦的六个儿子中排行第三,按照嫡长子继承王位的一般规矩,这父子二人都没有当皇帝的机会。但是,事情就是这么蹊跷,大唐自开国至此,还没有人以皇长子登上帝位的。

那么,李隆基是如何当上皇帝的呢?这就要从玄宗的祖母女皇武则天谈起。武则天的丈夫高宗,饱受高血压和偏头疼病之苦,朝政掌控在武则天手中,高宗五十多岁就去世了,太子李显(中宗)当皇帝两个月,就被武则天废去,性格懦弱的李旦继位为帝(睿宗),这是公元684年。当然,权力完全掌握在母后之手,皇帝仍然只能居于便殿。就在李旦当挂名皇帝的第二年,即垂拱元年(685)八月五日——一个多事之秋,李隆基出生于东宫窦妃的卧室。

隆基3岁被封为楚王,8岁那年武则天改唐为周已届两年了,李隆基在车马的簇拥下,来朝拜女皇,负责禁卫的金吾将军武懿宗对其乘骑大声呵斥,意欲“折之”。李隆基毫不示弱,说:“吾家朝堂,干汝何事!”据说武则天对孙儿的霸气很是赞赏!但是,隆基的生母窦氏却因得罪了武则天而被暗杀。

公元705年,张柬之等发动政变,恢复了唐朝,迎中宗复位。中宗是一个昏庸的皇帝,既怕老婆,又不能约束女儿,纵容皇后和公主胡作非为。他当了大约五年皇帝,皇后韦氏与奸夫武三思坐在龙床上赌博,他在一旁数筹码。韦氏想步婆婆武则天的后尘当女皇,害死了自己的丈夫。这就给早就在一旁侧目、伺机而起的李隆基及其姑母以可乘之机。李隆基的姑母就是武则天的掌上明珠太平公主。又是一场残酷的宫廷喋血!李旦在妹妹和儿子的保驾下,再次登上皇帝的宝座,隆基以功被立为太子。两年后,李旦倦于政事,让出皇位,隆基即位。由于此前李旦曾分别让皇帝位于母后及兄长,这次又让位于儿子,所以史书说他,三登大宝,三以皇帝让,就是这个意思。

自神龙元年(705年)武则天失权起,至先天二年(712)玄宗即位,七年之间,六次政变,五易皇位,帝后妃嫔、公主王孙、将相大臣,多有惨死。唐玄宗即位之初,面临的时局之艰难,从这段错综复杂的宫闱纷争中可见一斑。于是,协调上层统治者内部的关系,稳定政局,就成了当时最紧迫的政治问题。

这个时候的唐玄宗,头脑很清醒,这从他任命姚崇为宰相之前,姚崇约定十件事,桩桩应允,就可以看得出来。姚崇是一位极富政治经验的正直大臣,之所以没有立即接受玄宗的委命,就是希望测试一下新皇帝是否有勇气改弦更张。姚崇提出的十件事,实际上是开元初年的施政十纲领。以下是他们的对话(参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页6688):

姚崇:垂拱以来(武则天掌权时年号),深刑苛法,请行仁义之政,可乎?

皇帝:朕深心有望于公也(这就厚望于你了)。姚崇:先朝屡兴边功,请休养生息,勿滥用武力,可乎?皇帝:当然,当然。

姚崇:太后临朝以来,以阉人为喉舌,请宦官不预公务,可乎?

皇帝:朕早就想这么做了!

姚崇:武、韦等皇室人员,窃据清要之地,请从此皇亲不任政务高官,废除斜封、员外等官(批条子任命官员),可乎?

皇帝:此正合朕意!

姚崇:先朝近臣犯罪,皆以宠幸而逍遥法外,请一概绳之以法,可乎?

皇帝:对此朕切齿已久了!

姚崇:比来豪家戚里,封疆大吏,都争相贡献(即给皇帝送钱送物)求媚,除正常租税之外,请悉杜绝进献之风,可乎?

皇帝:朕愿行之。

姚崇:太后以来,大造寺观宫殿,劳民伤财,请今后止绝建造,可乎?

皇帝:朕每睹之,心甚不安,岂敢再为!姚崇:先朝亵狎大臣,请接之以礼,可乎?皇帝:本该待大臣以礼,有何不可!

姚崇:先朝谏臣得罪,请凡在臣子,皆得触龙鳞,犯忌讳,可乎?

皇帝:朕非但能容之,且能行之。姚崇:外戚干政,史有前鉴,请永为殷鉴,为万代法,可乎?皇帝潸然良久:此真可为刻骨刻肌者也!

以上十件事,桩桩都针对先朝的弊政而发,涉及内政、军事、选官、用人、法制、纳谏以及限制外戚等诸多方面,无不切中时政要害。从玄宗应允的急切语气看,求治之心,溢于言表。

二、灿烂的开元盛世

除了太平公主干政的短暂波折外,玄宗初年的政治一切基本按照既定方针进行。从开元元年到开元八年,姚崇、宋璟相继为宰相,他们大力改革弊政,短短几年,就做到了“赋役宽平,刑罚轻省,百姓富庶”(《旧唐书》卷九十六《宋璟传》)。开元时期著名的宰相还有卢怀慎、韩休、裴耀卿、张说、张九龄等,或以清慎、或以才干、或以耿直、或以文学而知名。

玄宗本人也很注意克制自己的欲望,大力倡导节约。他首先从自己做起,毁弃宫中的豪华设备,废除织锦坊(皇家精品服装工厂)的编制;其次,约束宗室诸王,简省公主的封户。玄宗说:“百姓租赋非我有,士出万死,赏不过束帛,女何功而享多户耶!”(《新唐书》卷八十三《诸帝公主传》,页3658)百姓租赋,非帝王之所有!这是很具有民生意识的思想!

这个时候的玄宗也能听得进不同的意见。韩休每事谏诤,有人说这样陛下很辛苦。玄宗说:“吾貌虽瘦,国家必肥。吾用韩休,是为社稷着想。”

总之,生于忧患之中的唐玄宗,当了43年天子,创造了举世闻名的开元盛世。在这里,我给大家举几个数字来说明,开元盛世,究竟有多盛!

第一个数字,7000万。

这是唐玄宗统治的天宝(742-755)年间全国人口数。官方留下的天宝十三载(754)全国人户约962万户、人口约5288万口,学者们综合各方面史料推测,公元8世纪中叶,唐朝全国实际人户超过一千三四百万户,实际人口超过7000万。

那么,当时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口是多少呢?8世纪的时候,东法兰克福王国从塞纳河到莱茵河之间的人口是200-300万。而直到16世纪,地中海地区的人口才5000万至6000万。北非的人口是300万。在农业经济为主的时代,人口就是生产力。唐玄宗时期人口繁盛,反映了当时中国总的经济实力是独步于世界民族之林的。

第二个数字,6.6亿亩。

这是唐玄宗时期全国耕地面积。唐朝的版图,比之于汉代,有新的拓展;大运河把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更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促进了全国经济的增长。史称:“开元、天宝之际,耕者益力,高山绝壑,耒耜亦满”。根据现有史料推算,当时全国实际耕地面积约八百五十万顷,折合今亩达6.6亿亩(当下的中国为18亿亩),人均占有达9亩多。远远超过我国今日的平均数(1.4亩)。

第三个数字,70余国。

这是《唐六典》列举的开元时期前来朝贡的蕃国数。这些蕃国,从东亚的日本、朝鲜到东南亚地区的诸国,从今日中国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到中亚、西亚乃至地中海地区的一些国家,都对唐朝中央政府建立了一种朝贡的政治关系。开元时代,长安、扬州、广州等城市,云聚着从海陆丝绸之路来华的胡商蕃客,成为沟通中外经济、文化与政治联系的重要渠道。亚洲各国留学生来华留学,络绎于途。前不久在西安发现了井真成的墓志,这位日本国的留学生就是开元年间来华学习的,还有与李白结下深厚友谊的晁衡,也是一位日本留唐学生。不少外国人在唐玄宗的朝廷任职。

中国化的佛教——禅宗的真正创建人慧能和尚,在玄宗即位那年圆寂,此后,在玄宗统治的四十多年时间里,禅宗迅速兴起,儒佛道合流成为历史的潮流,玄宗就曾亲自为《孝经》、《老子》、《金刚经》作注。所谓三夷教,即祆教、景教、摩尼教,也在华得到传播。正是这样一个开放的社会,使唐朝在社会风气上显得雍容大度,李白充满自信的诗句“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就是那个时代精神的写照。

第四个数字,53915卷。

这是开元年间整理国家图书馆的藏书数。玄宗时代,唐朝的文教事业也有很大发展。今天我们所常说的四部(四库)图书分类,正式被国家官方图书馆所采纳,就是在唐代。“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呜呼,可谓盛矣!”(《新唐书》卷五十七《艺文志一》)诗圣杜甫、诗仙李白都主要生活在这个时代。举几件文化建设上的典型事例。第一件事,唐玄宗曾组织鸿儒硕学,在集贤书院校雠四部图书;第二件事,开元二十年编订《大唐开元礼》,是最完备的礼制建设,稍候不久又完成《大唐六典》的编纂,是最完备的行政法典性质的文件;第三件事,大力提倡教育,广泛设立公私学校。开元二十一年(733)五月敕:“许百姓任立私学,欲其寄州县受业者亦听。”(《唐会要》卷35《学校》)开元二十六年下令天下州县,每乡都要设置学校一所,以教授学生。这样推行政教的结果是:“于时垂髫之倪,皆知礼让。”(《旧唐书》卷九《玄宗本纪下》)可以说教化大兴!

最能形象说明开元时期的繁荣局面的是杜甫的那首《忆昔》诗: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具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狼,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真是一派歌舞升平的盛世景象。

三、问题出在哪里

在如此一幅欣欣向荣的盛世图象背后,究竟潜藏着何种危机呢?有道是,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盛世的道理都是一样,盛衰转化的隐忧各有各的不同。就唐玄宗时代的情况来看,主要是制度创新不足引起的失序问题,具体地讲,就是土地兼并之后引发的逃户问题、兵役问题,没有很好地解决,由此引发的内外军事失衡问题,更直接酿成了大祸。

所谓“逃户”问题,是指唐代自武则天时代以来出现的大量农民离开原住地,到新的地区去谋生。他们脱离了原来的户籍所在地,又不在新居住地落籍,从而造成人口迁徙的失控。唐朝实行严格的户口政策,规定户口不能随便异地移动。实行这个政策的目的主要是从便于管理和征发赋役考虑。但是,唐朝社会经济的发展,却在挑战这个刻板的户口制度。为什么这么说呢?唐朝初期,贞观年间的全国户口只有三百多万户,到了玄宗开元年间,账面数字就是七百多万户,天宝末更达到了将近九百多万户,也就是说翻了两倍,若按照实际人口一千三四万户计算,则增长幅度更大,怎么可能按照老的办法去管理呢?另外一方面,许多农民离开狭窄的故乡,到了新的地区开垦新的土地,定居下来,建立了新的家园,你不承认这些新移民,政府就无法从他们身上获得税收;若用强制的办法,把他们赶回到老家去,不仅无法完全做到,而且会引起社会动荡。于是,唐玄宗采取宇文融的建议——“括户”,开始整顿流动人口。

开元九年正月二十八日,监察御史宇文融奉命到地方上去清查户口,前后共物色了二十九个判官(相当于各稽查分队负责人),检查“籍外剩田”以及色役伪滥的情况。以后又多次出使,仅开元十二年六月这一次就简括到客户八十万户(一谓百万),相当于当时全国官方统计户口七百多万户的11%-14%,简括出的隐漏不报的土地亦大体与此相当。所有被检括出的逃户享受免征六年租税的优惠待遇,仅每年纳钱一千五百文。这个税额相对比较轻,受到老百姓欢迎,玄宗自己说“老幼欣跃,惟令是从,多流泪以感朕心,咸吐诚以荷皇命。”(《旧唐书》卷一百五《宇文融传》)王夫之对此也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是利国利民之举。(《读通鉴论》卷二十二《玄宗十二》)

但是,这个做法也有问题,那就是新简括出的土地人口,政府还是按照均田制的办法来加以管理。二十五年,唐玄宗甚至颁布了迄今最详尽的均田法令,严格限制地产的转移,但是,“虽有此制,豪强兼并,无复畔限,有逾于汉成、哀之间。”满足于形式上的完备,罔顾现实中的社会变迁,不能在制度的创新中向前迈进一步,这是唐玄宗的悲剧,虽然开元之治表面很亮丽,但危机却潜伏了下来。

再说,人口管理政策的变动,势必对兵役制度产生重要影响,要求做出相应的调整。唐朝自太宗以来,实行府兵制度。这是一种建立在耕战相兼、兵农合一基础上的兵役制度。当农民稳定地占有一块耕地,当大规模统一战争结束后不需要长年征战时,实行府兵制度有很大的优越性,不仅国家节省了大量养兵费用,农民免除长年征战之苦,也解决了军阀拥兵自重的问题。可是,当商品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殖和迁徙以及地产的频繁转移,使老百姓无法固守丘园的时候,当边疆战争频仍需要长期镇守的武装力量之时,这个制度就显得不合时宜了。

改变首先从中央卫戍部队开始。开元十二年,张说建议招募长从宿卫的兵士,叫做彍骑,大约募集了十几万人。开元二十五年,边军体制也进行了改革,配置了长征健儿名额,号召凡兵士家属随军者,可就近分配其土地屋宅,以使其安心在边疆服役。这一规定最适合于那些不习惯农业生产的游牧民族,包括大量来自中亚地区的粟特等胡人。于是,天宝年间,在沿边设置的八大军区(节度使)中,驻屯了49万军队,其中多数统帅由胡族首领担任。尤其是安禄山身兼范阳、河东、卢龙(在今河北、山西、北京、天津及河南、山东部分地区)三镇的节度使,拥兵20万,成为唐朝立国以来最有势力的军将。大家想想看,常年卫戍京师的军队只有8万人,而边疆统帅手中的军队却有49万,是朝廷直接掌控军队的6倍。在帝国体制之下,均势的失衡,外重内轻局面的出现,是影响国家安全的致命隐患。

四、浪漫天子风流债

苏东坡《晁错论》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面对以上所说的危机,本当通过制度上的创新来加以解决,不幸的是,唐玄宗陶醉于盛世之中,毫无忧患意识。有关这个问题,我还想从唐玄宗个人在50岁前后所经历的一场心理危机谈谈自己的看法。

开元十三年(725年)十月,41岁的玄宗,东封泰山,古代帝王封禅之礼,表示大功告成之意。此时的玄宗,渐渐迷信道家的长生不老之术,生活日益奢侈。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正月,玄宗五弟薛王李业去世,此前,玄宗已经有二哥、四弟相继去世,这些朝夕相处的同气兄弟的去世,不仅使玄宗失去了饮酒、击球、唱歌的伙伴,也更让他心头挥不去人生无常的阴影。薛王的丧礼刚过,50岁的玄宗就派人到恒山,礼请著名道士张果到洛阳宫中,访以长生不死之术。

开元二十五年十二月,玄宗爱妃,40岁依然被皇上眷顾不衰的武惠妃(698-737)突然去世,进一步给玄宗以沉重的打击。

正是在心灵空虚的情况下,杨玉环来到了玄宗身边。杨玉环本来是玄宗与武惠妃所生儿子寿王李瑁的儿媳妇。玄宗是如何看上杨玉环的?史书上的记载闪烁其词,或谓高力士所荐。我认为可能性很小,高力士即使与玄宗的关系再深,也没有胆量公然向皇帝推荐其儿媳妇入宫。只有玄宗自己看上了儿媳妇,才敢暗使诸如高力士之流出面作出安排。唐玄宗把儿媳妇接进宫中,不久封为贵妃,在宫中位比皇后。玄宗宠信杨贵妃,除了贵妃的天生丽质,善解人意之外,还与他们有着共同的音乐爱好密切相关。能歌善舞的杨贵妃入宫之后,极大地触发了玄宗的音乐热情。唐玄宗与杨玉环在音乐歌舞上的合作,最为人艳称的是《霓裳羽衣曲》的编排。该曲本来是印度传来的婆罗门曲,玄宗把它改编为大型歌舞剧,经过杨贵妃导演排练,又被搬上了舞台,可以说是珠联璧合。玄宗完全放纵了自己的欲望,把个人兴趣置于政事之上,沉湎于音乐歌舞的世界:“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欢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

假如对比一下本文前面,玄宗在接受姚崇入朝为相时约定的十件事,我们就可以发现,唐玄宗完全忘记了他当初的承诺,昔日所革除的弊政,如今借尸还魂,而且变本加厉。

玄宗的曾祖父唐太宗,在与大臣魏徵讨论创业与守成问题时,有如下一段对话:

贞观十五年,太宗谓侍臣曰:“守天下难易?”侍中魏徵对曰:“甚难。”太宗曰:“任贤能,受谏诤即可。何谓为难?”徵曰:“观自古帝王在于忧危之间,则任贤受諌。及至安乐必怀宽怠,言事者惟令兢惧,日陵月替,以至危亡。圣人所以居安思危,正为此也。安而能惧,岂不为难?”(《贞观政要·君道》)

这里值得注意的有两点:第一,太宗认识到“任贤能纳谏诤”是治理好天下的前提;第二,魏徵特别强调,帝王们在忧危之时,固然可以“任贤受谏”,但是,很少能居安思危。“安而能惧,岂不为难?”这是公元641年的对话,不幸的是,一百年之后,唐太宗担心的问题,在自己的曾孙李隆基身上,却得到了验证。唐玄宗不仅不能居安思危,而且,在用人和纳谏上,也犯了严重错误。

先说用人,主要是选拔什么样的大臣主持中外事务。50岁以后,玄宗越来越不耐烦那些给自己找麻烦的骨鲠之臣。开元二十四年之后,他最信任的宰相就是李林甫。

李林甫其实是不学无术之人。《诗经·唐风》有“杕(音弟)杜”篇。《诗经》作为五经之一,本为当时官员的必读之书,可是,作为宰相的李林甫却不认识“杕”字,指着选入文章问道:“此云杖杜,何也?”又祝贺人家生子为“弄麞之喜”(实为弄璋之喜)。还把伏腊读做“伏猎”。这样一个不学无术之人,却因为极力讨好玄宗而获得重用。

李林甫之后,执掌政柄的是杨国忠,杨国忠是杨贵妃的堂兄,依靠裙带关系而被重用。如果说李林甫以奸宄乱国,那么杨国忠则是以昏庸乱政,史书上说他“强辩而轻躁”。

再说纳谏问题。“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国语·郑语》),鼓励进谏,其实就是鼓励不同意见的表达与上达,防止决策失误。而李林甫的当朝,却是“谏诤路绝。”(《新唐书》卷二二三上《李林甫传》)。李林甫对朝官们说,你看这些仪仗队里的马匹,只要不说话,就能享受三品的食料,受到很好的对待;只要它嘶鸣一声,马上就被拉下去,再想吃三品食料就不可能了。言下之意,是威胁大臣们闭嘴。

杨国忠秉政后,唐玄宗干脆听不到外面的真实消息,云南前线打了败仗,却被说成是胜仗。唐玄宗闭目塞听,却“以为天下无复可忧”。

法国路易十五,面对风雨飘摇的形势,也曾一意孤行地说过类似的话:“老子这辈子已经够了,我死后哪怕它洪水滔天!”专制帝王们这种自私的侥幸心理真是国家民族的灾难。

五、盛世的终结

天宝十五年(755年)十一月,安禄山举兵向阙,“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安禄山造**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制度上的漏洞,使其有了拥兵自重的可乘之机;与杨国忠的不睦,使安禄山失去了安全感;杨国忠居然采取各种手段,促使安禄山造**,以向玄宗证明自己有先见之明;甚至还有说安禄山是垂涎于贵妃的美貌而举兵的,这当然属于小说家言。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唐玄宗用人不淑,进取之志衰,谏诤之路绝,对于社会情势的变化,穷于应付,而了无创新,都是促使事变爆发的直接或间接的原因。

唐朝中原内地,已经几十年不闻战鼓之声了。在叛军的进攻下,仓促组建的唐朝官军节节败退,很快潼关失守,玄宗被迫逃离长安,到成都避难。舆驾途经马嵬坡,杨国忠被哗变的兵士所杀,玄宗被迫令贵妃自缢。玄宗到四川不久就被迫宣布退位,因为皇太子已经在将士的拥戴下即位于灵武。八年之后,虽然战乱终于结束,但昔日大唐盛世的辉煌却也一去不复返。

伏尔泰说:“国家的繁荣昌盛仅仅系于一个人的性格,这就是君主国的命运。”(《路易十四时代》,233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唐玄宗以及大唐帝国由盛而衰的道路,不正是这句话的最好注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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