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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说:武义与刘秀风牛马不相及-汉光武帝刘秀历史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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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义流传着诸多关于汉光武帝刘秀的传说。据传,刘秀曾避乱于此,并在武义的山山水水留下诸多足迹。例如刘秀垄乃刘秀避难之所,茭道朱王村得名于王莽追兵追捕刘秀不得(追王);而武义的城隍项少有更是刘秀所封,位于壶山的城隍庙门上就明确写着:“东汉光武帝刘秀登位,敕封功臣项少有城隍”。武义的刘秀传说由来已久,康熙三十七年江留篇等撰的《武义县志》中就记载:

“刘岩:治西三十五里,又名金谷岩。世传刘秀避新莽之乱于此,故名。”

可见,刘秀传说至少在武义大地上流传了二三百年。

这些传说细致传神,一座山、一穴洞、一棵树,谈起来头头是道。但这些传说是真的吗?二千年前的光武帝刘秀真曾龙驾于此吗?

从《后汉书·光武帝纪》的记载来看,刘秀一生基本在中原河北一带活动,并没有迹象表明他曾到过江南,更不要说武义。而且在汉朝,江南一带相对落后,武义甚至还没有建县(这是近七百年后武则天时代的事),而刘秀封项少有为城隍,也是子虚乌有之事(阳间的城都没有,怎会有阴间的城隍?)。那么,为什么和刘秀活动地点相隔千里的武义,会到处流传关于他逃难的事迹呢?

不过,历史上的刘秀还真是经常逃难。他的前半生身处乱世,新莽无道,军阀割据,而刘秀颠沛流离是常有之事,有几次经历还颇具传奇色彩。例如更始二年,河北军阀王郎悬赏捉拿刘秀,史载:

“光武趋驾南辕,晨夜不敢入城邑,舍食道旁。至饶阳,官属皆乏食。光武乃自称邯郸使者,入传舍,传吏方进食,从者饥,争夺之。传吏疑其伪,乃椎鼓数十通,绐言邯郸将军至,官属皆失色。光武升车欲驰,既而惧不免,徐还坐,曰:‘请邯郸将军入。’久乃驾去。传中人遥语门者闭之。门长曰:‘天下讵可知,而闭长者乎?’遂得南出。晨夜兼行,蒙犯霜雪,天时寒,面皆破裂。至滹沱河,无船,适遇冰合,得过,未毕数车而陷。进至下博城西,遑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父在道旁,指曰:‘努力!信都郡为长安守,去此八十里。’光武即驰赴之,信都太守任光开门出迎。”

历史上的刘秀一路逃难,风餐露宿,险象环生,倒与武义的刘秀传说颇有几分相似之处。那么,问题就是,为什么武义人会将刘秀逃难故事的现场搬到自己家乡呢?

首先,武义确实是个适宜的避难所。《武义县志》言:“武邑僻在一隅”,多崇峰幽洞,便于隐栖。自古就有来自中原等地之人士避乱于此。如《武义县志》载“八素山”就是因“秦末有八士皆素冠,从洛阳来,隐于此地,故名。盖桃源避秦之流。”而孟浩然诗曰:“风物是秦余”,更是表达出武义作为一个避风港,少受外界纷扰影响的特质。

其次,我们要注意的是刘秀传说开始流传的时间。或许确切时间是无法得知了,但从两本地方志对刘岩的不同记载上我们大致可以推证。前文已引的康熙三十七年的《武义县志》中明确记载了刘岩乃刘秀避难所,而明万历六年王懋德等撰的《金华府志》载刘岩乃“昔刘氏栖隐之所”,这里提到的只是“刘氏”,而非“刘秀”,说明刘秀很可能是后人附会上去的。而在两种记载时间之间夹了个明清易代,这又是个动乱年代,武义在此时很可能又接纳了一批批避难者,这在武义人的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象,使他们对“避难”这个主题更为敏感。

而作为避难所的武义和作为避难者的刘秀又是怎样被武义人联系上的呢?我认为戏剧在其中起到一定作用,因为在过去识字率比较低的年代,老百姓主要通过看戏来获得他们的历史知识。婺剧中有关于刘秀的曲目,如《刘秀登基》说的是刘秀逃难至潼关,被守将吴汉所执。后吴母深明大义,劝说其子,吴汉最终协助刘秀反出潼关,成为刘秀登基的功臣。也许正是这些戏剧使人们知道有个逃难的刘秀,而人们将他们对于来武避难者的种种记忆附加其上,最终形成一整套武义的刘秀传说。 (徐硕)

(来源:今日武义 2007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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